■尤小立

四川美术学院一位男性退休教师在公共场所强吻女生的所谓“强吻门”在网上曝光后，受到媒体和公众的一致谴责。此事件的披露恰逢教育部公布有关高校教师道德的“七条红线”，更让人们对大学教师现状的疑虑得到了证实。

在这里，笔者无意为此事进行辩护，但我们应该看到，类似的事情在大学中并不常见。它之所以成为众目睽睽下的新闻，一方面与人们对教师职业的高尚性心存希望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当类似事件发生后，有关的高校千方百计地藏着、掖着，迟迟不予处理，结果使校内所有老师都成了嫌疑者的同时，也让失望的公众产生出许多负面的联想。

师德当然是当下大学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比师德更具普遍性、对大学发展影响更大的问题，是教师正在对教育失去热情。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把科研当成晋升职称的手段，把教学当成“上班”，甚至把“提前退休”当成一种解脱。

按照一般的思维定式，这个现象的主体是教师，首先要从教师自身找原因才对。比如对教育缺乏热情很可能与责任心的缺乏有关，因而可以归入师德的范畴之中，这似乎再次证明师德缺失的真实存在。

但应该说，教师在从事教育工作之初，都是有积极向上的热情和奉献教育事业的理想的，从事了若干年的教学工作，学问见长、经验丰富，对教育的热情也不会自然地消散，但何以近几年来教师对教育的热度明显地降低了呢？

这是因为像师德一样，教育热情的产生和维持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它的首要条件是教师必须是学校的主体和教学的主人。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体或主人，才可能产生责任感，而责任感又是维持教育热情的基础。

但现如今，大学行政化的不减反增，让多数教师体会主人翁精神的几率变得越来越小。要晋升，就要不断地放下身段，好不容易评上了副教授，还是个三级副教授，要上一级副教授又需要努力；终于评上教授了，却是个四级教授，要上一级或二级，那也是路漫漫的。做科研也一样，因为衡量学术水平高下的标准之一是拿课题的数量，而获得课题的一系列手段，都需要接受科研处室的工作人员的指导、培训，甚至训诫。从事教学更是如此。教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天然的教育专家，教师必须随时听从教诲，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才能不受罚。

记得有一次，笔者在某学校的班车上听到一位中年老师抱怨说，近来常常做噩梦，内容是上课那天早晨差点误了学校的班车，好不容易赶上班车，进了教学楼，又找不到教室了，找到了教室，又发现没有一名学生……如此的焦虑症候，当然不是没有师德，恰恰相反，正是责任心太强引起的，但教务部门过于严厉的规定，也是噩梦的起因之一。

不仅是管理规定的人情味缺乏，管理体制和机制也同样在消解着教育的热情和责任。以前我们都在强调教书育人，教师在授业的同时，也主动地肩负着传道的职责。但根据现行的体制，教师似乎只需负责授业，即传授知识和技术；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一类的传道，则成了另外一部分人（比如辅导员）的本职工作。最奇怪的是，学生也习惯了这种“制度安排”。教师在课堂上必须时时刻刻地讲授本课程的知识，哪怕是举例说明中稍有溢出，事关社会、道德和品行，不仅教务管理部门会将之判定为犯规，学生也仿佛在用他们的眼神和表情来提醒教师，不要越俎代庖。

没有传道的机会，当然就只有把讲授知识和技术视作一种纯粹的“上班”。这种漠然的感觉又被相关规定进一步地强化。中年以上的教师都知道，过去备课笔记是由教师亲自书写的，这相当考验基本功。要备好一门课，备课笔记要经过几轮的讲授，进行多次修改和补充，方臻完善。但现在，教室可以在教材配套的PTT上修改，即使不修改，直接使用也未尝不可。近两年“网络公开课”流行，学校又热衷于提倡标准化的课程录像。从备课笔记到PPT，再到标准化的课程录像，教师教学个性色彩的淡化，是不争的事实。

关键是在这一系列的改变中，教师都是被动的承受者和执行者，是被拖动的一族，拖得久了，连自己也失去了方向感。承受者和执行者自然也会有责任心，但这是被动的完成任务之心，这种“责任心”是很难激发出主动的热情的。

可见，无论是教育热情，还是师德，都不完全关涉教师本人，它更是体制和机制塑造的产物。因此，总是拿教师来说事，只能让他们的教育热情进一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