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琪 张晶晶
大连的冬海平静深邃，阳光撒入海面，令人倍感温暖坚定。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年轻学子，怀揣着科技报国梦来到这片海滨，来到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
“为新中国而工作”，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一种朴素情怀。那一年，这个年轻人刚刚23岁。
岁月如歌，六十三载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春华秋实，一个又一个重大而急迫的国家任务被攻克。报国情怀矢志不渝，科学梦想历久弥新。
2014年1月10日，当他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时，全场掌声雷动。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前主任、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张存浩。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临近体味这位耄耋老人，如同眺望一片静海，看似温若无形，却深沉有势，击石有声。
临危亢奋 至人无己
“我有自己的科技梦想。”然而梦想与现实总是多有抵牾，当很多科学家在面对志向“未遂”而心生遗憾的时候，张存浩却说：“我的梦想在国家宏伟的科技规划里非常渺小。”
幼年的张存浩家住天津，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席卷华北的时候。为了抵制奴化教育，母亲忍痛将当时只有9岁的他送到重庆姑父姑母处继续学业。
国家羸弱，备受欺凌。此后，他又随姑父姑母辗转于重庆和福建等地。落魄国事、动荡家情，在张存浩心中埋下发愤图强、振兴中华的种子。
1950年，年仅22岁的张存浩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这一年，美国悍然入侵朝鲜，中国志愿军赴朝抗美。
此时，张存浩敏锐地觉察到，美国很快将要对中国进行科技及人才方面的封锁，“这必将耽误我的科学报国梦！”
新中国的蓬勃生机和万千气象同时在强力召唤着候鸟们早日归巢。当年10月，张存浩放弃留美深造和工作的机会，毅然归国。
回国后，张存浩在大连分所的“燃料第一研究室”工作，研究课题是世界热门的“水煤气合成石油”。
建国初期，我国石油十分匮乏，加之国外对我国实施石油禁运，而且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世界石油储量已开采不了多久，纷纷研究从煤或天然气出发，经合成气合成石油的方法。但研究者们却遭遇同样的难题：催化剂积碳粉碎，运行周期只有短短几天。
当时，大连分所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并“不信邪”。王善鋆在不到一年时间研制出抗积碳的氮化熔铁催化剂。卢佩章发展了气相色谱方法，加上张存浩与合作者推演的元素平衡数据处理方案，使实验数据精度超越国外。
之后，“不信邪”的张存浩与合作者从流化床小试到中试，一直做到工业实验，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油产率超过了美国，而且运行周期长达两三个月。
大连化物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涛说，这一技术经大连化物所几代人不懈创新与推广，如今已成为新时期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1955年9月，年仅27岁的张存浩当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该成果次年获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下一个挑战很快到来。上世纪50年代末，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并迅速地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应时所需，张存浩转入火箭推进剂研制这一陌生的领域。
“对于这一新课题老张和我什么都不懂。既然国家需要，就努力去干，不懂就去学。”何国钟院士回忆道，“老张很刻苦，拼命去学。”
实验场地在郊区的山沟里，张存浩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吃住都在山沟。当时正值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紧张，学累了干饿了，张存浩和何国钟就享用一下从午饭中“克扣”出来的窝窝头，之后继续攻坚克难。
1964年，他们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模型，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固体推进剂的侵蚀燃烧和临界流速现象。
改革开放后，在与美国科学界人士的一次交流中，美国科学家惊叹道：“没想到中国在20年前就有了这么完美的燃速理论。”
“文革”期间，火箭推进剂研究室迁往三线，张存浩作为“五七大军”的一员，全家人一起被下放农村一年半的时间。
回城后，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于1973年正式成立了“激光化学实验室”。当时要在资料、仪器、设备样样欠缺的条件下搞研究，张存浩回忆说：“搞激光比搞火箭还困难。”
当时，有领导主张搞自由电子激光，张存浩极力反对、据理力争，认为应该做化学激光，它较自由电子激光有明显的优越性。“我只要你十分之一的经费，还可比你早作出成果来！”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张存浩开始领导我国第一台超音速扩散型氟化氢（氘）激光器的研制工作。经过他和何国钟、沙国河、杨柏龄等人的艰苦攻关，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氟化氘激光器终于诞生，为发展我国国防高科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弦更张绝非易事，更何况还要达到顶尖水平，但张存浩做到了，并且不止一次。
“‘张着急’的绰号是我先喊出来的。”在何国钟眼中，比他年长5岁的张存浩一直是那么“着急”—— 一定要尽快而且保质保量地完成国家任务。国家为重，个人为轻。
学有古风 教有公心
“他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曾在大连化物所工作过十几年的邓麦村如此评价道。
1963年，还是助理研究员的何国钟被连升两级，工资一下子从68元升至89元，直接跳过78元那一级。这让这个“小年轻”工作更有干劲了。
何国钟回忆说，当时已是研究员的张存浩“为这两级跳帮了不少忙”。
爱才惜才是张存浩的一贯作风。
1991年，张存浩接替唐敖庆先生，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当时基金委刚创立不久，正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张存浩提出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支持公平合理的发展原则，并且提出了控制规模、提高强度、拉动鼓励创新以及加强基础、突出创新等一系列的资助政策。
现任基金委主任杨卫说，正是在张存浩先生的领导下，基金委多年来才形成了公正朴实、接近科学家、尊重规律的好传统。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回忆，1999年他甫从海外归来时，两手空空，既没经费又没科研设备，“张存浩先生打破常规，把基金委主任的主任基金集腋成裘，支持我启动科研”。
在陈章良、朱光亚以及张存浩等科学家的积极倡议下，199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准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旨在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并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据基金委统计，20年来，已有3000多位青年科学家获得该资助，其中近200位获得者已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存浩始终强调：“人才的作用是无论如何评估都不过分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98年，张存浩主持设立了我国科技管理部委中的第一个学术监督机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据统计，自监督委员会成立以来，基金申请的投诉率下降了2/3，基金申请过程中，学术诚信的风气也在不断上升。
笃厚礼让 有斐君子
接受媒体采访的那个清晨，张存浩提前半个小时就到场了，他从不让别人等。只要精力允许，他会和在场的人逐一握手，以示谢意或歉意。
病榻上，他依然坚持为年轻人批改论文，细腻到“咬文嚼字”。
不挑剔，生活上随遇而安，他时常告诉老伴不要为饭食“发愁”，“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退休后的张存浩和夫人一起生活在北京，两个儿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有建树，这让老夫妻俩感到欣慰和踏实。
在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张存浩并没有非常兴奋。他告诉记者说，荣誉是集体的，做科研要走很长的路。
1982年何国钟公派赴美深造期间，意外获知自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他把我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第二和第三位，他自己却排在第四位。他把荣誉让给了我们。”何国钟说道。
张存浩的英文是出了名的好，基金委的许多文件当年都是他亲自修改的。儿子张融回忆说，小时候父亲每晚都在灯下读外文文献，并且一定会读出声来。“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父亲终于有时间陪伴两兄弟。
“他的体质不太好。年纪大了，脑子里却总是想着科研，年轻人来找他，他都很热心，一起探讨问题，修改论文。”说起生活中的张存浩，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迟云霞“抱怨”道。
生活中的张存浩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听力有所下降的迟云霞大声回答记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中国科学报》 (2014-01-13 第3版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