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琦
“老骥伏枥，志在中华复兴。”
说起自己的“中国梦”，83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应洛意气风发：“我希望中华民族复兴，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我希望民富国强，早日建成小康社会，百姓都能生活在环境优美、生态文明的社会当中；我希望青年一代更加富有创造力，早日建成创新型国家，中国经济有新的发展。”
作为我国系统管理学科的奠基人、管理工程研究与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汪应洛为发展管理工程学，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50年艰辛，50年收获。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追梦的脚步仍未停止。
扎根大西北
从7岁开始，汪应洛就树立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在汪应洛的儿时记忆里，充斥着日本侵略者的狂轰乱炸。上学要爬过尸横遍地的街道，家被炸平烧成灰烬，几万人闷死在防空洞内……从那时起，他就立下了发愤图强、振兴中华的志向。
1949年，19岁的汪应洛考入当时上海的民主堡垒——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
1952年11月，汪应洛本科毕业后被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管理。“从上海到北疆哈尔滨，生活确实艰苦。但那个阶段却是一生中系统学习知识的重要时期。”
1955年研究生毕业时，汪应洛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答辩的管理工程研究生。毕业后，他返回母校交通大学，从事管理工程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1957年,在国家支援西部的号召下，年轻的汪应洛随交通大学几千名师生一起离开黄埔江畔，来到古城西安。“从繁华的上海到荒凉的西北，对交大师生是重大考验。当时西安连一个像样的工厂都没有，确实非常艰难。”
然而，汪应洛在那里一住就是50多年。其间，他有机会回到上海，也有机会调往北京，可都被汪应洛婉拒了。“当年周总理勉励交大人扎根大西北，我坚持了对总理的承诺，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科学理论服务经济发展
汪应洛的名字，与我国管理工程学科教育及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管理工程学、系统工程学和工业工程学三个学科得以融会贯通，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系统管理学派。
他还率先在我国推动系统工程在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并积极推动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推广应用，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参加由国务院组织的“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战略研究”；作为长江三峡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专家组成员，负责长江三峡工程综合效益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理论和方法、长江三峡决策分析支持系统研究；提出基于计算机智能化的战略决策方法和支持工具；主持国家“863”高技术产业化过程和机制研究，对我国高技术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完善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一个优秀的教师只有通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才能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秉持这个信念，汪应洛将工程与管理紧密结合，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进行工程论证、发展规划、战略决策等方面的研究。
2003年，73岁的汪应洛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令他既意外又兴奋，“没想到七十几的老人还能进入工程院增长知识、增长才干”。
十年间，汪应洛带领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参加了10个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很高兴在晚年还可以为国家建设略尽绵薄之力，实现我人生中迟到的飞跃。”
追逐的脚步仍在继续。近两年，汪应洛和他的团队又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工程、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联动发展，大数据产业管理和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研究等。
创新研究结合人才培养
在50多年的科教生涯中，汪应洛始终坚持和追求管理创新应用研究与高层次、实用型管理人才培养相结合。
1979年，汪应洛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访美管理学家代表团，回国后向教育部极力建议从有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培养高级工程管理人员，同时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率先力行。
1984年，汪应洛推动建立我国第一批管理学院，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的管理教育。
上世纪90年代初，汪应洛又提出发展工业工程学科的设想，率先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设立工业工程专业，培养出一批工业工程专业的高级人才，并协助工业部门培养了上万名自考的工业工程本科生，受到工业界的欢迎和好评。
汪应洛认为，开展国际间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对于科研和教学都具有重要意义。“青年是中国管理科学发展和工程管理水平提高的希望所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个青年的脱颖而出都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汪应洛的博士生、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说：“能在汪先生门下读书是我的幸运。先生的人格和精神是活的课本，是我终生享用不尽的财富，他不但给我们传授专业知识，还给我们发挥、应用、提高专业知识的广阔天地。”
汪应洛虽因一次疾患而行走微艰，但他对科研与教育的热情依然不减。“我这一辈子最钟情的就是科教事业。一边搞科研，一边带学生，这条路我走着心里很踏实。”
《中国科学报》 (2013-09-09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