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李瑜
近日，广东增城市出台一纸“剿桉”令，引发社会热议。该市市委常委会通过《增城市速生丰产桉树林退出和改造工作方案》，计划于2014年将增城公路两边的景观桉树、村民房前屋后的零星桉树全部清退，到2017年，增城的25万亩桉树林将彻底消失。
“桉树并非不能种植，前提是科学的经营与栽种方式。看到利益就跟进，见到危害就根除，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桉树之灾还将继续上演。”中科院广州地理所研究员陈朝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当年的清山造桉，到今天的唯桉必除，其中折射出的不仅是国人日渐强烈的环保意识，也暗含着一份与科学思维长期背道而驰的急功近利。
竭泽而渔的造林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纸浆的市场需求量逐年攀升。据2012年中国纸业可持续发展论坛透露，2011年中国市场生活用纸消费量为528万吨，较2010年增长12.7%，占全球总消费量的17.3%。中国已发展成仅次于美国和西欧的第三大生活用纸市场。
现实的发展诉求使得世界三大速生树种之一的桉树（其用途主要为造纸）在纸浆供应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也让国内的桉树种植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
以广东为首的南方诸省开始大搞桉树经济，甚至采取了极其激进的手段。“一些私人公司为了追求栽种面积的最大化，往往采取‘砍林炼山’的野蛮做法，把几十万亩山林全部砍掉、烧光。”陈朝辉的语气有些激动。
在陈朝辉看来，增城不过是广东地区的个案，“各个城市都说不要种了，而真实的情况是，能种的地基本都种完了，没有地方再种了。另外，种植效益没有之前那样乐观，种植的积极性有所减弱”。
“桉害”不止于一处
桉树在我国大规模种植的时间并不长，但发展势头却十分强劲。据2012年官方资料显示，我国桉树种植面积已达360万公顷，成为继巴西、印度之后的又一桉树大国。
2002年，广西北海市政府与世界最大造纸公司——斯道拉恩索签署了林浆纸一体化协议，斯道拉恩索投资220亿元人民币，委托广西林业集团为其征收240万亩林地，用于建厂造林。
“北海合浦县的情况不容乐观，大面积的桉树纯林使得当地的生态多样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桉树林附近的一些沟渠已经开始干涸，农民的田地里也没有了灌溉用的水。”刚从广西调研归来的国内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成员杨恒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是说。
无独有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林业局与国务院国家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委员罗菊春在云南普洱县考察时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放眼望去，从山上到山下已被全部烧光，除桉树外几乎看不到任何别的树种。”
陈朝辉则进一步指出，这几年云南的旱灾之所以如此严重，一方面与大气环流变动有关，同时也不能排除桉树大面积种植的负面效应，云南的桉树也已成灾。
生态多样性势在必行
“根除桉树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陈朝辉认为，必须从科学与可持续的角度来思考桉树的出路。无论是哪一个树种，一旦违背自然规律进行纯林栽种，其后果必然堪忧，比如，松树与杉树的过量种植同样会引发严重的生态失衡。
面对强势来袭的桉树危机，众多专家纷纷开出了“生态多样性”的药方。
“一方面可以用不同品系的桉树营造混交林，同时，还应选用黑荆树、湿地松、加勒比松、马尾松等与桉树有生态补偿作用的纸浆原料林树种建立生态隔离带，科学配置景观，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罗菊春进一步指出，在第一代桉树成材后，不要采取连作的方式继续栽种桉树，应当及时更换树种，以保持土地的养分和水源。
陈朝辉对此观点表示认同，并进一步指出，桉树的种植还应以不破坏山林的原有植被为前提，将人工林与天然林镶嵌起来，交错分布，形成间种、间伐的操作模式，最大限度地保留林下的灌木和草本植物，保持森林生态体系的整体平衡。
然而，令陈朝辉感到忧虑的是，“现在大家都觉得种得面积越大、越密，经济效益才会越好，甚至会产生很好的生态价值，这实在是一个误区。其结果是，第一代树还不错，但以后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糟，土地也会变得越来越贫瘠，可能要经过8～10年才能完全恢复”。
复旦大学北欧中心芬兰访问学者Taru Salmenkari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则建议，在林业监管方面，不能仅仅依靠一次性的环评信息，各级政府、NGO必须进行长期、有效地监督，形成多方联动的监管机制。否则，一旦舆论压力过去，很多问题还会再次反弹。
《中国科学报》 (2013-08-13 第4版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