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前执行院长、水环境研究院前院长陈英旭涉嫌贪污和非法占有千万元科研经费被检察机关起诉的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在大学和整个科学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从学者的反应看，经常获得科研项目资助者，不论出于本能，还是利益攸关，都不自觉地捂紧了口袋，但他们更多地仍是从合理的一面去看待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科研基金的发放，因而少了一份反省。而没有获得项目资助者，则趁此机会谴责项目基金申报、发放和鉴定过程中的种种弊端，结果很可能在谴责中失去理性。
谈项目申报本身的问题，牵涉制度和机制，说来话长，暂时按下不表。此处仅想说说，大家习以为常的，与科研项目相关的所谓衍生物的问题。也许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部分地还原项目设立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的原貌。
做研究工作的人都知道，科研本身是单纯的，如果以此单纯标准诉诸于基金项目的申报，并不会产生多大的不公和矛盾。然而在当下，这个单纯性早已不复存在，原来截分两橛的科研与行政、科研与公关、科研与经营，正在合二为一，或合几为一。所谓与科研项目相关的衍生物，也正是这种“大合唱”的产物。
第一个衍生物是：项目通吃。应该说，早年的科研项目申报和获得过程中并无此现象，近十年来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一些大学里，一位教师一旦申报成功，获得一项国家级项目，不仅会得到相应的经费配套奖励，而且在提拔任用、职称晋升、社会兼职等方面也会一路牛市。
客观地说，科研项目，特别是前沿领域的科研项目的鉴定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学术共同体尚有待形成，同行评议缺乏机制保障的情况下，要以学术标准来判别众多有一定学术水平却无实质创新的学术成果，则是难上加难；但再难也不能在申报人尚没有完成项目的研究，没有得到哪怕是简单或程式化的鉴定结论之前，就先认定他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种情况。假设一个人获得了一百万元的国家科研基金资助，另一个人受助了一万元的科研经费，或根本未获资助，但他们作出的成果，在科学性、前瞻性和实用创新性上都相差无几，其中的科研能力和水平高下，应该怎么评定？从常识上看，当然是后者更有能力和水平，更值得欣赏，更应获得奖励。但依据“项目通吃”的标准，荣誉、奖励却要统统地归前者，原因仅仅是他获得资助的经费多。通过这一对比，不难看出，“项目通吃”这个衍生物以及它再衍生出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违反常识的。
第二个衍生物是：项目排名化。既然获得科研基金的目的，不再纯粹是为了资助科学研究，它就必然附着了另外的功能，这个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超越科学研究本身，比如为了本校的排名。
现如今，没有哪所大学会欣然承认“大学排行榜”的功能和价值，视之如粪土的话语也偶尔出现过，但实际上，暗中关注排名波动的大学不在少数。而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中，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的数量恰是重要的一项。在相互竞争和排名攀比中，量化的指标愈发简单明了，所有的数据说到最后就是一个字：钱。
“钱”对于大学办学的重要性，无须多言。但在大学教育普遍缺乏符合教育规律的理念指导的现状下，整天紧盯着“钱”，大会、小会地强调，其结果必然是金钱高于一切，有钱就得意洋洋，没钱就灰头土脸。这只能使中国大学进一步地公司化。
第三个衍生物是：申报技术化。我们不否认项目申报的过程中，包括填写申请表格的方式、科学论证的过程、设计课题的技术路线以及预计最终的成果都有一定的科学规范，了解这些科学规范也确实需要培训。项目申报者通过相应的技巧获得基金资助，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申报技术化”与此无关，与项目申报有关的“辅导”或“培训”不再是规范性的告知和规则的提醒，其内容正在脱离项目本身，而更多地涉及项目内容以外的技术、内幕、公关手段以及如何利用潜规则等，因而成为新的一类抄近路、走小道的“成功学”课程。这种近似专注于厚黑学的技术化的申报方式，即便能够导向“成功”，也不值得赞赏和推广，因为它已经越过了科学道德的底线。
当然，上述衍生物并不是科研项目或项目基金设立直接引发的，所以也不必把它的产生归罪于项目申报或基金的设立。但应该看到，这些衍生物绝不带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古典哲理和诗意，如果听任这些衍生物无限地蔓延下去，不仅会无谓地浪费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使中国的科研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还会影响到中国科学研究的实质性提升以及国际科学界的中国形象。
《中国科学报》 (2013-08-08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