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致病并引发死亡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出问题。然而，对于污染触发健康风险的机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目前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报记者 张林
6月30日，北京出现严重污染天气。监测数据显示，当天北京市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持续升高，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六级严重污染级别。
“中国将在它的成功中‘窒息而亡’。”此前，曾有国外媒体如此描述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大气污染致病并引发死亡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出问题。然而，对于污染触发健康风险的机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目前仍缺乏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
近日，在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承办的“城市大气环境与健康”学术沙龙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表示，我国在环境健康问题上的科学研究欠账太多，造成现在解决起来困难很大。
健康经济损失不断上升
在PM2.5浓度为670微克/立方米的空气中呼吸一天，相当于主动吸一支烟。你可以选择不吸烟，却很难选择所呼吸的空气。
今年3月31日，美国健康效应研究所发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显示，2010年中国因PM2.5导致123.4万人早死。其中，20%左右的肺癌死亡和40%左右的心血管疾病死亡与PM2.5污染有关。
大气污染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类似的研究数据在科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在我国，这种争议不仅表现为对该领域宏观性、战略性研究的缺乏，还在于既有的研究结果往往限于学术范畴，不对公众公布。
科技部下属某科研机构一份未曾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04～2010年，我国因PM10共导致35.7万～50万人早死，健康经济损失占GDP比重达0.8%～1%。也就是说，空气污染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健康的一个主要风险因子，并且这种风险在逐年增长。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介绍，在我国，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肺癌发病率与空气污染程度有明显的关系，并且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只要空气质量差的那个礼拜，医院门诊的呼吸道系统疾病都是明显高发的。这迫切需要不同学科紧密合作，以阐明这些污染物的危害。”
环境健康研究不成体系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邱兴华在山西研究发现，胎儿宫内暴露于高浓度PAHs（多环芳烃，主要来源于煤、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时，其神经管畸形风险显著增加。而山西省是我国PAHs污染极其严重的地区之一。
“如果从健康效应来追溯可能的环境污染因素，多环芳烃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物质之一。”邱兴华告诉记者，现有的有机污染物暴露与健康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侧重于从暴露向效应推导，但这种研究方法在面对我国上百万高危人群时，显得过于单一。
目前，已有国内学者意识到换一个方向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即从效应向暴露进行推导，并尝试在环境流行病学和毒理学方面开展交叉学科研究。
在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调研员宛悦看来，目前我国环境健康领域的科研状况，至少在一点上和10年前没有太大差别，即大家都在谈问题，但又都拿不出数据。
“不同的部门拿几百万到上千万元的项目，但这些研究都不成体系，是零碎的东西。最终到了环境质量标准制定的时候，才发现很多数据是没有的。拿不出自己的数据，就只能用别人的数据。”宛悦说。
在一些学者看来，基础数据缺失的背后，是我国在研究观点的创新及前瞻性上还存在短板。同时，环保、卫生等部门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数据说话，而不是被国外研究成果牵着鼻子走。
国家层面布局亟待加强
环境学者们一直希望国内能有一个10年期以上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但他们同时认为，在现有科技政策导向下，这种无法在短期内产出成果的研究“很难获得立项”。
国家层面至今没有设立环境健康方面的科技专项，被不少人认为是我国在该领域研究滞后、科技支撑乏力的表现。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多次污染事件中，公众健康损失等环境影响的评估数据多来自国外机构，国内科研机构或缺乏研究，或没有及时发出声音。由此，加强环境健康损失评估的国际合作与接轨，被寄予更多期待。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认为，目前所做的工作主要围绕降低大气污染物的强度展开，但对于绝对值的下降缺乏有效措施，有关部门畏难情绪明显，“关键还在于科技支撑不足”。
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则希望，在研究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方面，各种渠道、基金应给予更多支持。同时，改善空气质量要抓难点和要点，科学研究要更有针对性。
“科研要始终走在行动的前面，反映真实情况，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郝吉明认为。
《中国科学报》 (2013-07-01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