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希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6-20 8: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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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尴尬的国际话语权
 
■本报记者 潘希
 
在福建省南部,流域面积1.4万平方公里的九龙江上游水流湍急,下游江宽水稳。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却隐藏着“重重危机”。
 
“早些年江岸周边农民使用的滴滴涕等农药,在土壤中一直残留到现在,因此每到丰水期,随着水土流失,九龙江的水中就能检测出这种剧毒物质,并且含量很高。”经过多年研究,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院长洪华生对这条江很熟悉。
 
九龙江的水质不但低于渔业水质标准,而且剧毒物质还有让生物多样性丧失、破坏种质资源及污染食物链等巨大危害。此类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不久前举行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2013”上,专家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际谈判,力量悬殊
 
滴滴涕只是《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多种POPs之一。更“可怕”的物质还有六六六、二恶英、多氯联苯等等。
 
自2004年5月17日《公约》对中国生效至今的9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来禁止和削减相关POPs物质,寻找替代物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国际上禁止的POPs物质,从最初的9种,一路猛增到现在的20多种。并且,这一数量还在漫长的国际谈判中“悄然”增加。
 
但国家履约工作协调组办公室处长丁琼表示:“中国在与欧盟谈话时,力量还十分薄弱。”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对这些POPs最前沿的科学研究。
 
“对于欧盟国家提出的这些新增物质,我国几乎都没有开展相关科学研究。”丁琼解释说,谈判中关于某种POPs的毒性、产生原因、传播途径等问题的探讨,完全由欧盟国家主导。
 
在科学研究上,“中国对国际新增POPs评估工作几乎没有贡献”。作为该国际评估委员会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直言,近些年新增加的POPs都是由欧洲国家提出的。
 
事实上,如短链氯化石蜡等新增POPs,中国恰恰是这些物质目前全球最大的生产国,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谈判过程中的被动,直接带来履约的被动。
 
矛盾也就产生于此。如硫丹等部分新增污染物尚在我国生产和使用,一旦其被列入“黑名单”,我国就必须“与时间赛跑”,迅速制定出减排“时间表”,并开展消除和替代工作。
 
公约是强制性的,必须按照要求执行,定期接受审查。因此,“这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清华大学环境系主任余刚深感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减排替代,两条腿走路
 
在应对POPs减排任务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比发达国家大得多。
 
2009年5月17日,我国按照履约承诺,停止了滴滴涕、氯丹和灭蚁灵等物质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但鉴于庞大的污染基数和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我国削减、淘汰和控制POPs的形势仍然严峻。
 
以“黑名单”中的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类物质为例,“一旦我国新增POPs物质的减排工作开始,约15家PFOS生产企业将面临减产甚至完全停产状况。初步估算涉及近500个工作岗位和千万元的年产值。”胡建信说。
 
同时,“黑名单”中涉及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得到解决,他们掌握了成熟的技术,但由于涉及专利问题,这些技术在我国的使用成本很高。
 
以石蜡生产行业为例,按照国外替代成本估算,极端替代情景下其成本超过亿元人民币。
 
“我国履约技术的市场还不成体系。目前只能采用引进加国产化和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两条腿走路。”丁琼说。
 
未来,变被动为主动
 
在谈判上的尴尬,让胡建信和丁琼都认为,“应对这种局面,需要科研水平提高和政策制定上的完善”。
 
科研工作的局限,使得我国针对生产和使用新增POPs的风险管理评估,缺少充分资金和技术转让需求分析。同样,科学研究信息的不足,使得政府决策也面临困难。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被列为潜在POPs的物质有610种,其中426种,也就是约70%存在于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而在北极监测出的120种污染物中,74种存在于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
 
“对于这些物质中的绝大部分,中国都没有开展相关研究。”胡建信说,中国亟须尽快评估现有候选新增化学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调查候选新增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情况,并研究中国参加公约新增POPs审查等相关国际谈判的对策。
 
《中国科学报》 (2013-06-20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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