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长江葛洲坝下游渔民陆续通过船闸，进入已结束禁渔期的上游捕捞作业。刘保平摄
五六月之交的太阳有点毒。湖北咸宁市石首市调关镇矶头，以船为家的51岁渔民周德军找了一块荫凉地，坐下来缝补渔网。这些年，对于他这样的专业渔民来说，禁渔期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解禁后的生产做准备。
今年是长江流域全面实施禁渔期制度10周年。10年间，长江上游(葛洲坝(5.03,0.00,0.00%)以上)每年2月1日至4月30日禁渔，中下游(葛洲坝以下)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禁渔，涉及沿江流域上中下游10个省(市)。
禁渔期制度的实施，给了长江水生生物一个实实在在休养生息的机会，减缓了资源衰退趋势，增强了社会各界对渔业管理工作的认识，提高了全社会共同养护长江水生生物的意识，促进了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然而，对于禁渔效果，周德军却不满意。“最近十年年年禁渔，但还是明显感觉江鱼一年比一年少，而且越来越小。”
禁渔10年，长江渔业资源现状如何？进一步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面临哪些问题？本报记者赴荆州石首、宜昌枝江、咸宁赤壁、武汉新洲四地进行了实地探访。
1.资源困境
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江鱼数量、种类都减少
“目前长江流域渔业资源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流域的资源环境面临崩溃。”日前，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依民在接受采访时说。
来自农业部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长江三峡库区、坝下、洞庭湖、鄱阳湖和河口区的天然捕捞量已经不足5万吨。近两年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渔业产量，与历史最高产量相比，降幅均超过50%。湖北2010年长江捕捞量26.4万吨，2011年只有20.6万吨。
除了数量减少，种类也在减少。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刘焕章3月份对鄱阳湖的调查显示，体重小于50克的渔获物占到了总量的97.4%；而长江主要经济鱼类四大家鱼的比重仅为0.25%。“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记录显示，鄱阳湖内有117种物种，去年只剩下86种。”刘焕章说。
刘焕章认为，导致长江渔业资源锐减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过度捕捞。“在一些地方，渔民采取的是断子绝孙、赶尽杀绝式的捕捞方式。”
业内有关专家大多都同意，非专业渔民非法捕捞，沿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企业非法排污以及非法采砂等因素，也是导致目前长江流域渔业资源退化、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2.执法难题
人员不足，权限不够，面临诸多挑战
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自2003年起，长江流域全面实施禁渔期制度。
在湖北，各级渔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管理机构，巡查与驻守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举报检查与常规检查相结合，10年来共组织统一执法检查行动4万多次，查获违规捕捞船2万多艘次，没收违法捕捞渔获物近39.6万公斤。
渔政执法成绩不小，但困扰不少。
湖北省枝江市位于长江中游北岸，长江枝江段全长95.5公里，却只有10名渔政工作人员。而且，渔政部门在日常执法或者接到举报出动执法时，必须要与当地公安部门配合。渔政部门对非法捕捞者只有制止作业、没收作案工具和罚款等权力。这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辱骂执法队员的情形时有发生，有的甚至不惜暴力抗法。
执法过程中遭遇的一些“故事”，常常让执法队员哭笑不得。去年，枝江市渔政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艘非法作业的小木船。不等执法船只靠近，船上的一名男子就一头扎进了江中，扔下妻子留守船上。为防止出现意外，执法人员分头多方寻找，终于在几里外的岸上找到了这名男子。
3.渔民生计
收入低，技能少，转业上岸难度大
湖北是长江禁渔任务最重的省份。全省长江、汉江共有捕捞渔船9634艘，渔民32123人，其中像周德军这样以船为家的渔民共5677户。据东海水产研究所信息与战略中心201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湖北省渔民禁渔期人均收入仅为1008元。
“没有其他技能，又没地可种，不让打鱼就等于断了生活来源。当然，政府如果能给安排好出路，我们也愿意上岸。”石首渔民兰平华从小就在江上打鱼，他对转业顾虑很大。
“我现在去建筑工地给人打工都没人要，既嫌我年纪大干活不利索，也怕我不专业给他们添麻烦。”咸宁市赤壁镇50岁渔民王元保告诉记者，禁渔期间他们渔民能找到活计的很少，而且基本都是重体力劳动。
如果转业，还会面临不少生活难题。周德军说，现在他们近30户渔民都没有资格办理新农保和新农合，有的人甚至还没有身份证。
记者了解到，在计划经济时期，像周德军这样的渔民统一归口当时的“长江渔业社”管理，但改革开放后，这个机构撤销了。部分常年在江上的渔民，出生时就没办户口；还有一部分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当时无法办理拖到现在。周德军算是相对幸运的，虽然因为分地问题没有村组愿意接收，但在渔政部门的帮助下户籍最终落在了调关镇派出所，但要办理低保、新农保、新农合等，都需要到村或者街道来办理。目前，石首渔政部门仍在为此事与有关部门协调。
4.脱困建议
禁渔期限待适当延长，统筹解决渔民问题
为保护渔业资源，长江流域各地每年都会进行增殖放流。2012年，湖北省全年一共放流经济鱼类鱼苗近10亿尾。
“不可否认，增殖放流对保护长江渔业资源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离有效修复还有差距。”刘焕章说，以四大家鱼为例，其通常需要4年时间才能成熟繁殖，现在仅仅依靠3个月的禁渔期很难让资源根本恢复。“不客气地说，禁渔期开禁时，很多增殖放流的幼鱼还没有长大就被渔民捕获了。”
“开禁时抓的鱼大部分是刚刚放流不久的。”兰平华证实了刘焕章的观点。
“长江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多样的水域生态环境，对于维护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刘焕章认为，政府要充分认识长江禁渔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台更有力的措施来保护长江渔业资源、修复生态环境。刘焕章建议，国家要从现在开始着手考虑适当延长禁渔时间。延长到多久合适？他认为，最起码要让长江野生鱼类有一个充分的性成熟周期，能够繁衍一两代之后，再考虑合理捕捞。
跟刘焕章持相近观点的专家还不少。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认为，长江渔业资源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酷渔滥捕是损害资源的最直接、最重要因素。这位著名鱼类生物学家早在2006年就呼吁长江全面禁渔10年，一年365天都禁。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赵进东也提交提案，建议长江流域10年禁渔，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
长江禁渔10年，对政府来说，意味着要解决沿江14万多渔民的转业安置问题，“可以适当缩短一下，但要保证长江渔业资源基本恢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
对于渔民的安置问题，刘焕章表示，现阶段一下子解决确实不现实。但是，如果任由目前这种态势恶化下去，渔民的生计迟早也会出大问题，到“脓包挤破时”更不容易解决。他建议，国家第一步要真正调查清楚哪些渔民需要安置，在这基础上再进行统筹解决，“关键是要拿出足够大的决心”。
专家表示，国家还要研究制定禁渔期延长后的相关配套政策，使禁渔真正落到实处并保证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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