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镒在标本室鉴定植物
近日，溢满温暖阳光的昆明，91岁高龄的吴征镒院士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位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在从事植物学研究的70年生涯中，为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我国的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和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等作出了基础性、前瞻性、开拓性和战略性的杰出贡献。
在这个充满墨香和幽兰芬芳的温馨小屋中，吴征镒谈到植物时显得精神矍铄，他的心早已融入植物世界的绿色。
在他眼里，植物王国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美的最高境界。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曾把他的学术著作称为“植物诗”，更有位记者赋诗赞道：“寒老枝头出嫩黄，蹒跚步履遍青康。科学迷宫探幽径，冰峰雪岭论短长。”吴征镒正是用其毕生，执著抒写绿色王国的史诗。
绿色之缘
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扬州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在家里的大花园玩耍，当时便被园中各种各样他尚不知名的花草树木深深地吸引。进花园门右拐，就是一片孟宗竹林，每到春天雨后，他就在竹林里看春笋，从刚露尖头到拔节放箨簌簌有声，也就半天工夫，已经长得和他一样高了，这让他感到惊奇得很。
吴征镒的小学是在家塾里读的，四书五经均已熟读。记性很好的他在书里大开眼界，觉得书里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更远、更好。
初中时，吴征镒最喜欢的是自然课程。生物老师讲第一堂课时，拿着一种紫红色的小花，教他们认知其茎、花瓣和花蕊等等，于是他对植物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兴趣。
孩提的十几年间，吴征镒用清代吴其浚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的一些普及植物知识的图鉴，采取“看图识物”的办法，采集了100多份标本，对物识名，开始认识植物。从此他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33年，17岁的吴征镒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在吴韫珍、李继侗等名家的熏陶下，他学习先进的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知识，同时进行野外的植物采集调查，学业上日渐长进。
1937年，吴征镒毕业并留任清华大学生物系助教。“七七事变”后，几经周折，他随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徒步从长沙迁到昆明。吴征镒被红土高原的山山水水、丰富的植物种类和复杂多样的植被景观所吸引。云南素来享有“植物王国”、“绿色皇冠”的美誉，而云南在生物界的声名鹊起是与吴征镒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云南，立体地形，立体气候，热带、亚热带和高山寒带植物种类丰富多彩，迄今共发现高等植物1.6万多种。在植物地理分布上，云南处于东亚植物区系与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交接区，又为泛北植物区系与古热带植物区系的交错地带，是世界罕见的多种植物区系的荟萃之地。由于植被的水平地带性分布和垂直地带性分布的规律，使云南从南到北、从低到高，依次分布着热带雨林、季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温带针阔混交林、亚高山寒温带针叶林、高山灌丛草甸、沼泽和高原湖泊水生植被、干热和干暖河谷灌丛以及稀树干草原等的植被类型，囊括了全国多种重要的植被类型。
1938年，吴征镒在昆明认识了蔡希陶，当时蔡希陶在黑龙潭参与创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那里他也认识了许多老一辈植物学工作者。此间，吴征镒正在吴韫珍和李继侗带领下，与多位学友到大理点苍山、宾川鸡足山、滇西南等地考察。初次看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植物和植被，加之与诸位师友的切磋琢磨，植物地理分布的规律性在吴征镒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
滇西和瑞丽两次考察，使这位年轻的植物学家在学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使他向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加上从大西北沿长江西上华中和湘、黔、滇一路的感受，他又进一步准备弄清植物的时空发展规律问题。由此吴征镒坚定了立足云南、放眼中国甚至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在抗战后方的昆明，吴征镒用了10年左右时间，默默无闻地抄录、整理了秦仁昌先生等从国外带回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并将文献以及这些植物的世界分布和用途记录在3万多张卡片上，为后来《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基础性的依据。
为人民服务，为真理服务
1958年，42岁的吴征镒极思一处，以安身立命，更欲有所建树，得中国科学院领导首肯，举家迁到云南。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吴征镒，有人认为他可以走另外一条仕进之途：他是经历过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初期任北京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副处长，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后又一直担任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完全可以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但是，吴征镒选择的仍然是他从年轻时代就选定的专业科研之路，他专注热望的依然是植物学。那一年夏天，吴征镒偕夫人段金玉毅然带着刚7岁的儿子吴京和5岁多的女儿吴玉，乘小飞机先期到达云南。
吴征镒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云南自然条件复杂、生境类型多样、植物种类丰富、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潜力很大的特点，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搞清云南的家底，合理开发和利用云南的植物资源。要完成这个目标，首先要组织一班人，开展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化学、植物生理、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形态解剖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工作。吴征镒作为植物所所长，在自己进行科研的同时，为昆明植物所建所、建室做了大量工作。
与此同时，吴征镒作为植物分类学的学术带头人，开始了最紧张的10年奋斗。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征镒和他的同行、助手、学生们一起，从林海莽莽的哀牢山到白雪皑皑的点苍山顶，从玉龙雪山到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考察了云南丰富的植被，基本搞清了云南1.6万多种植物的分类和分布，并进一步研究植物在地球上的分布规律和演化规律。
在同植物生态学家的交往中，他特别注意学科间的交叉问题。从1937～1938年的内蒙古、宁夏和滇西南两次考察起，吴征镒即已注意中国植被的调查研究，但因条件限制尚不能深入研究。1953年起他参与组织了海南、粤西、广西南部和云南南部（从东南至西南）等中国热带、南亚热带橡胶宜林地的深入调查。
至1956年，由于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提倡组织的“自然区划”工作计划的推动，吴征镒在钱崇澍（时为中科院植物所所长）领导下，与陈昌笃合作初步完成了中国植被区划草案，并于同年在中国《地理学报》上发表《中国植被的类型》一文，此文实为《中国植被》一书的草创。明确了中国植被以兰州附近为枢纽，分为东北至西南的森林区，内蒙古、新疆草原荒漠区和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三大片格局，自南海岛屿、海南至滇西的热带边缘，以及北、中、南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总趋势。这些观点在以后历次植被区划、土壤区划、自然地理区划、农业区划中均得到进一步充实、利用和发展。
此后数年，吴征镒还和苏联科学院院士等外籍学者合作，把中国西南热带植物资源考察有机地与植物区系和植被调查结合起来，首次论证了中国热带北缘雨林和季雨林的存在及其区别和联系，并对海南西部、云南干热河谷的稀树草原性质的植被做了最初工作。并于1958年首次在景洪勐龙选点，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该站工作4年即获得了宝贵的热带土壤形成与植被关系的基本资料，它还是国内有关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的处女作。1980年由他主编、集体完成的《中国植被》问世，并获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西双版纳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每逢雨季，泥泞的红土地让这位平脚板的植物学家吃尽苦头，他不知滑了多少跤，全身糊满红泥。大家送他“摔跤冠军”的雅号，吴征镒满不在乎，笑着说：“摔跤也好，有时摔跤还发现新种呢！”他兴奋地整理着从热带雨林、季雨林和各种次生植被里采集到的各种珍贵的植物标本，与合作者首次报道了这里的植被，并发表了新种。热带雨林的多姿多彩，使吴征镒对植物和植被的认识更为丰富，眼界也更为开阔，这时，他已经基本上认识了全国由北至南，横跨寒、温、热三带的主要植被类型。
吴征镒通过解放以来的橡胶宜林地考察、全国植物资源调查、南方植被调查和大量资料的研究比较，根据连续分布和有关间断分布的辩证统一形成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的植物学界，第一次把海陆板块运动学说和植物进化联系起来研究，对中国高等植物约3000多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了划分，以揭示其分布区类型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他首次提出：“在中国植物区系和东南亚植物，特别是印度支那半岛植物区系之间，有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在北纬20°～40°之间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科属。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发源地。”后来，许多研究不断证明吴征镒这一论点的正确性。
1983～1988年，吴征镒组织了3个研究所的力量集体编著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上、中、下册），计2278页，含植物药（由菌藻至种子植物）约6000种。此专著的特点是按近代植物分类系统中的科排列中草药，每个重要科前均有总论，叙述和讨论全科药用植物种类、成分、疗效三者及其相互关系，该专著获199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吴征镒从1979年开始陆续发表的《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等多篇论文，进一步丰富了上述学术思想。他把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联系起来，把连续分布和间继分布视为统一体，其见解之新颖，再一次引起国内外植物学界的重视。
1983年，吴征镒发表了题为《太平洋洲际间断分布的意义》（英文）的重要论文，并与王荷生合作完成了《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上册），深入地论证和阐述了自己的学术创见。他认为，中生代以前的世界还是一块完整的大陆，以后古地中海海底扩张，大陆分成了两部分，即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地壳造山运动将位于古北大陆的云南和西藏抬起，形成现在的滇藏高原。因此，中国植物区系中有三大成分，即古南大陆区系、古北大陆区系和古地中海区系。而中国西南部是这些区系成分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地区。
其后，吴征镒又把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的研究联系起来，对青藏高原地区历次考察的资料进行分析论证，充实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他认为：“以云南为主的我国西南地区，可能是古北大陆、古南大陆和古地中海三大区系的交汇点。青藏高原植物区系虽具有过渡于泛北极、印度马来、东亚三者之间的性质，但有其独立发展的较年轻的历史和相当数量的特征属种，这是在高原强烈隆起、植物寒旱化过程中发生的。”
这些论点让植物地理成分和区系发生成分珠联璧合，从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资源学的结合点上，创立了一整套新研究体系。这一工作为国内外植物学界所瞩目，对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厚德载物
吴征镒的足迹遍及全国，更到达了除非洲以外的四大洲。花甲之后，他仍赴湘西、鄂西、甘肃、青海、东北、闽浙、海南、川西等地考察，还两次进藏、两次入疆，重走祖国山川，审视全国植物区系分布。
1959年，他担任《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副主编，参加主编《中国植物志》巨著。对研究唇形科植物进化和资源开发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他还担任《西藏植物》、《云南植物志》、《云南植被》、《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云南森林》等10多部巨著的主编及主要章节的撰稿人。在植物分类研究中，他发现并发表了植物新分类群1766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
1978年，其重要论文《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椽》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1年，论文《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1990年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下，吴征镒组织了“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大课题，并在15届国际植物学会上宣读了题为《东南亚植物区系的特征和界限》的论文，对世界植物区系分系统有所突破。
由于吴征镒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1955年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7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更早已在国内外植物学界享有崇高声誉。1975年起，吴征镒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之后又担任中国生态学会理事。1977年起，还当选为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又光荣地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1980年起，先后当选为美国植物学会通迅会员等。
1999年8月，吴征镒怀着对中国生物科学发展的深谋远虑，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十分有必要尽快建立云南野生种质资源库，对其中有近期开发价值的野生种质资源进行遗传背景的分析研究，提取DNA进行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该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作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已在昆明兴建，并于2007年正式竣工投入使用。该库的建立，使我国生物研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为我国的生物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对国民经济建设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鉴于吴征镒对中国和世界植物学和其他有关研究领域作出的伟大贡献，1999年他荣获号称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日本花卉绿地博览会纪念协会“考斯莫斯国际奖”（International COSMOS Prize 1999），成为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我国首位获得该奖的学者，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还于2001年获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成就奖。
2006年，90岁高龄的吴征镒又率领弟子着手整理研究我国清代著名的植物学专著《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开启了我国植物考据学研究的新篇。
2007年1月，国家决定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典》，他又担任了该典主编，继续为编纂这一贯通中外、上下古今的续脉巨著奉献力量。
吴征镒非常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先后培养出一大批植物学家和优秀的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培养了大批植物工作者，为中国科学“出成果，出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近20年来，他共培养博士后2名、博士16名、硕士8名，毕业论文均为优秀。
吴征镒重返云南的50年，是他学术思想日趋完善、趋向成熟、形成体系的50年。到目前为止，吴征镒已发表了140多篇各类论文，并主编或编著了20余部学术专著，成为中国植物学界德高望重的学术带头人。
对多次获奖，吴征镒觉得自己只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完成了一个植物学家应尽的职责。同时，他为能够让中国人在世界植物学领域占一席之地感到很自豪。如今，这位91岁高龄的老科学家仍在关注着我国植物科学研究的动态，与国内外有关植物学家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与身边的学生交流信息，在夕阳之年继续认真实践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铭言，对后人的激励至深至远。
吴征镒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诚实的人（科学是老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一个勤劳的人；同时应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学无止境，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就要求科学家要具备相应的良好素质。费尔巴哈说过：‘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技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永远要记住这一条。所以搞科学的人首先要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就是人的一生不要以索取为目的，而是要以服务为目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