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杰在中科院计算所
孙凝晖与“曙光”服务器
“导师在我眼里，一直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奋力前行的‘修道者’的形象，十字架上刻着两个大字——‘国家’。”孙凝晖写下的这段文字，曾让很多人深受触动。
与人们津津乐道的商业传奇不同，李国杰的创业故事难寻叱咤风云的江湖色彩。他更像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学院派掌门”，试图在科研、技术和产业之间，搭起一座恒久创新的桥梁。
■本报记者 郝俊
在中国IT界大佬的花名册上，你恐怕很难看到李国杰的名字。
然而，正是这位自称“更喜欢跟书打交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亲手布局并缔造了“曙光”和“龙芯”两个计算机领域的国产高技术品牌，蜚声国际。
与人们津津乐道的商业传奇不同，李国杰的创业故事难寻叱咤风云的江湖色彩。他更像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学院派掌门”，试图在科研、技术和产业之间，搭起一座恒久创新的桥梁。
“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诟病声，数年来在中国高技术领域不绝于耳。症结与出路何在？李国杰带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同仁乘风破浪架起的“科技创新之桥”，无疑将留下一份重要的启示录。
“Paper Machine”的创业
李国杰决心研制中国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之初，有一段被喻为“玻璃房子”的故事广为流传。
上世纪80年代，用“外国人的天下”来形容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所处的境遇并不为过。李国杰回忆，当时外国公司把机器卖给我们，然后用玻璃房子罩在里面，在外国管理员的全局监控下使用，以防我们另作他用。
“中国人的机房，我们自己反而不能进去，这是很丢面子的事情。”1990年，李国杰受命出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以下称智能中心）主任，他给自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彻底打破这种尴尬局面，让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站起来。
1993年，我国第一台对称式多处理机系统“曙光1号”在智能中心研制成功，科技界曾评价，它的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两年后，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曙光1000”问世，我国正式跻身国际高性能计算机竞争舞台。
恰如“两弹一星”的佳话——打破外国技术封锁，把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仍旧是这个故事的主基调。然而事实上，这却远非李国杰此步落棋的全部用意。
“那只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光，打破封锁也不是李老师对国家最为根本的贡献。”李国杰的弟子、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孙凝晖说，解决科技如何支撑、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才是整个故事的本质。
留学美国期间，李国杰被同行称为“Paper Machine”（论文机器），平均每3个月就有一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发表，在圈子里小有名气。然而回国后，43岁的李国杰放弃了论文导向的研究，开始考虑学以致用的问题。
“搞计算机的人，最终的目的是产生实际效果，做出实实在在的东西。”耳濡目染美国计算机产业之发达，李国杰开始思考：技术创新的关键究竟何在？
他在题为《技术创新的关键在选题》这篇回国后最早见诸报端的署名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彼时，中国科技界正在努力实践邓小平提出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目标。
“科技和经济的距离是很遥远的。”在孙凝晖看来，李国杰给自己找了一个最难的选题，难到“咬牙切齿”，因为他们的对手是IBM、惠普、思科这样的国际计算机产业巨头。
只是李国杰早已认定，在计算机领域，善于提问才是王道，否则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走，永远难有大作为。“决定要不要做这件事，其实比做好这件事更重要”。
“曙光”取得成功后，2000年，李国杰再度落棋——研制中国自己的高性能通用CPU。与当年研制“曙光”面临的情形一样，不少人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人说，IT巨头英特尔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研制芯片，中国承受不了如此高昂的竞争成本。
“有很多人总是把美国的今天，看成中国的明天。似乎美国之前投入了多少钱，怎么做的，中国就要投入多少，跟着他们的办法做。”在李国杰看来，按照这般思路势必一事无成。
李国杰要做的，是凭借自己的知识基础，用全新的技术方法研制芯片。
“提出CPU的研制，我们并不是万事俱备，但我相信计算所有这个实力。”李国杰说自己当时“豁出去了”，拿出全所近一半的科研经费1000万元人民币投入CPU研发。
仅仅两年的时间，李国杰率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队伍，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款高性能通用CPU“龙芯一号”。
事非经过不知难，李国杰经常用这句话总结自己突破禁区的感受，在实现CPU产业化的过程中，他一再重复。在他的创新链条上，技术突破似乎从来都不是最难的一环，最具挑战的事情是，怎样才能把产品卖出去。
“我天生不适合做企业家”
在李国杰的观念里，高技术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开发为产品进入市场，等同于浪费国家的钱。从选题开始，技术产业化就是他心中始终紧绷的一根弦。
“曙光”研发成功后，李国杰首先希望与其他公司展开合作，将技术成果交给某个企业实现产业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曙光”技术面临无人接手的窘境。
“我们有毫不动摇的决心，但是如何产业化？现在想来，最初真的很幼稚。”摆在李国杰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规模化生产所需的资金。几经周折，“曙光”曾在香港借壳上市，但上市募集的资金并没有用于发展曙光产业。
面对让人心寒的现实，李国杰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曙光业务从上市公司买回来，亲手掌控“曙光”，在天津另起炉灶，自己把产业做大。
回想那段经历，李国杰说他吃了不少苦头：“企业家要有很强的风险承担能力，他所应具备的素质，跟学者完全不一样。我天生不适合做企业家。”
科学家考虑问题往往事无巨细，心里有谱才敢做，不像企业家，有三四成的把握就能“豁出去”。性格方面，李国杰认为企业家需要有很高的外交能力，懂得谈判沟通技巧，但他并不喜欢社会交际。
尽管如此，李国杰还是把曙光公司带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技术产业化之路日渐通畅。曙光服务器在国家信息关防、石油物探、航天测控、教育科研等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据IDC公司统计，2012年曙光x86服务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10%，与IBM只相差5个百分点。按营业额统计，曙光在国内企业中排名第一，已成为国内服务器第一品牌。
与此同时，“曙光”的技术创新也迈上更高台阶。2010年6月，曙光星云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运算速度达每秒1270万亿次，名列全球高性能计算机500强的第二名。曙光已连续4年超过IBM，位列中国高性能计算机TOP100榜首，2012年在TOP100计算机中占有36%的份额。
架起创新的桥梁
“我们做高性能计算机，其实有三个评价维度。”孙凝晖告诉记者，“算得快”并不是唯一标准，还有应用广、产业化规模大的要求。
在这样三个限定条件下发展技术，可谓难上加难。
“然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科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否则只不过是技术应用而已。”在孙凝晖看来，高技术领域必定是世界性的舞台，其核心只有“创新”二字。
“但科技创新与尖端科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你说iPhone在学术上、技术上是最领先的吗？”孙凝晖自己的回答是“不见得。你可以说他先进，但不能说它领先”。
“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经常有人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说，这是错误的。”对于李国杰所做的每一步探索，孙凝晖认为都是在搭建从科技此岸通往产业彼岸的那座桥梁。
在众多解读中，李国杰做高性能通用处理器的出发点，似乎也仅仅是因为没有自己的CPU将危害国家安全。而在孙凝晖看来，这只是故事化叙事的表象，其本质依然是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处理器芯片产业。
“希望通过技术进步，真正做大做强我们的计算机产业，这才是李老师所有贡献的全貌。”孙凝晖说，科技通往经济的道路由三段组成——学术、技术和产业，“在这三段道路里，都能看到李老师努力的身影”。
一家科学研究机构，要做出能够得到广泛应用的产品，并把它推向市场。对于李国杰掌舵计算所期间进行的这项事业，很多国外同行并不理解，他们说：“这太难了，怎么跟IBM公司一样。”
“问题是，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做基础研究，公司作面向产业的前瞻研究，把产品卖出去。他们两者之间会有很好的接续。”李国杰向记者道出个中原因，“但中国的企业，往往只做技术开发，真正的前瞻研究却几乎没有企业来做，因此没有那些未来极具价值的技术储备。”
“挑战就在这里，我们的竞争不是单点的，而是要面对整个创新系统。”孙凝晖说，从学术引领原始创新到技术创新，再到机制体制的完善和技术产业化，需要建立起一个极为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
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何不能与企业形成良好的创新连接？李国杰的回答是，原因有很多，但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个提法中，就能看到我们的致命误解。
“事实上，成果本身是很难转化的。作出一个科研成果，再把它直接转化成产品，这样做成功的案例很少。对于基础研究而言，学术论文往往就是最终结果。”李国杰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技术和人才的转移。对于产业来说，最具价值的是通过专利等方式转移或辐射给企业的技术，同时，还有技术人才源源不断、畅通无阻的流通。
正是基于这些理念，今天的计算所才有了自己的独特定位——成为中国计算机产业人才与技术的源头。他们要作出面向产业的战略性前瞻研究，再传给中国企业。
未竟的使命
2011年8月，68岁的李国杰卸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一职，继任者孙凝晖是他门下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
“曙光”总设计师、智能中心主任、计算所所长，在孙凝晖的职业成长之路上，他多次从导师手里接过事业的接力棒。
“导师在我眼里，一直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奋力前行的‘修道者’的形象，十字架上刻着两个大字——‘国家’。”孙凝晖写下的这段文字，曾让很多人深受触动。
“您觉得自己是否也背负着同样的‘十字架’？”采访中，记者如此问道。
“这恐怕是我们两代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在我们身上，并没有这种无形的‘十字架’。”孙凝晖的回答简单而直接。在他看来，他们身上都有符合各自时代特征的印记。
李国杰1943年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度过，下过农场、当过工人，改革开放后出国，拿到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时，已是42岁的年龄。
“如果一个人中国文化的根底深一些，留在美国的可能性就不大。所谓国家民族这个概念，不完全是个政治概念，它是一个感情的概念。”从李国杰这番话中不难感到，家国情怀早已深深融入他的血液，甚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
1968年出生的孙凝晖，其学生时代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汹涌浪潮，由此吸收了更加多元的新鲜思想。他在北大接触到当时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觉得在计算机上实现人工智能，一定是件很酷的事儿”。于是，本科毕业时他报考了智能中心的硕士研究生。
“李老师说话极快，思维极为跳跃，你基本跟不上他的思路。”1989年夏天硕士生面试时，孙凝晖第一次见到李国杰。一间简陋得要命的办公室，体态有些消瘦的李国杰藏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书里，此情此景让他有些吃惊。
孙凝晖记不起李国杰曾问过他什么问题，只记得李老师说了很多“863”计划的情况，让他产生了一种随他一起投身伟大事业的冲动。
就这样，冲动最终转化为现实。从师徒到同事，李国杰与孙凝晖并肩奋斗二十余载，在共同的事业追求中缔结下深厚友情。
“李老师对您最为深刻的影响是什么？”也许不止一次，孙凝晖曾面对这样的提问。
“他给了我一个梦想。”
从1989年一直到1995年，孙凝晖在参与“曙光一号”、“曙光1000”的过程中，完成了他最早的科研任务。在高性能计算机这一永不停步的科学跑道上，他的梦想日渐清晰——通过自主创新，改变中国的计算机产业。
“在此之前，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太有梦想的人。”关于梦想，孙凝晖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梦想是能够让一个人追寻很久的东西，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会不断地激励你，让你激动”。
这个梦想，已经成为计算所的文化基因。“他打造了这个梦，并且让我们都相信这个梦想。”在孙凝晖心中，梦想是李国杰传承下来的最大财富，它凝聚起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去追随、去实现。
2011年，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中科院计算所成立，成为目前我国在该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学科方向深入发展打下基础。而在孙凝晖的“梦想蓝图”中，这个实验室将是我国计算机产业技术创新“源头的源头”。
时不时地，孙凝晖会拿出李国杰几年前出版的文集《创新求索录》翻看，里面收录了他回国20年来在高技术前沿领域自主创新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
“现在看他20年前写的东西，在今天依然极具启发意义，那些问题依然成立。”孙凝晖说，李国杰当年所处的时代仍没有结束，他所开启的使命也还远没有完成。
孙凝晖曾把使命达成之路上面前的对手一一列出，英特尔、IBM、惠普……这些技术领导型的伟大跨国企业，几乎代表着当代美国的核心产业竞争力。
“我们的梦想，只能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孙凝晖畅想，如果这项使命完成，就会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而这，也许有赖更多的人努力拼搏到计算所成立一百年之时。
《中国科学报》 (2013-05-31 第5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