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擎元认为，把一件作品做到极致的过程就是艺术创新。
■本报记者 贺根生
【印象】
采访胡擎元先生确实不易，几次相约，直到近日才在他桂林的“西山草舍”见到了刚从外地归来的他。现年67岁的胡先生走起路来步履轻盈，说话声音洪亮，脸庞红润，目光中透出一份慈祥。
胡擎元，清华大学教授。这位非科班出身的金石篆刻、书法家，创造了众多佳作：中国国家博物馆立馆方针石刻、中国国家博物馆印章、清华大学百年华诞石刻、《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线装影印本、《邓小平文选》3卷线装本、《老子道德经》木简书作编号篆章和藏书印等。他把传统从属诗书画的印章放大，成为石刻的主体，形成独特的石刻艺术体系，把金石篆刻艺术与现代文化结合，融入园林、城市环境建设，打造了“中华金石园”，开创了金石环境艺术的先河。
在采访中，胡擎元笑言自己“嫁给了金石篆刻了，一辈子与它为伴，难舍难分！”问及为何对金石篆刻如此执著，他回答是“好玩”。
学习篆刻、书法，缘好玩而始；作品有成，因好玩而极致。
【对话】
《中国科学报》：在创作的众多金石篆刻作品中，你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胡擎元： 我自己感到最满意的作品有3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印、中国博物馆立馆方针石刻和清华大学百年华诞纪念石刻。能为国家博物馆雕刻印章，对我来说，是一件极为荣幸的事。对这些传承历史精神的重大作品，自然得全身心投入创作，精心设计，尽全力地去做好。
《中国科学报》：当初你是怎么想到学习篆刻的？
胡擎元：上小学时，老师教我们在砖上刻字，由此我对雕刻产生了兴趣，先是在橡皮上学习雕刻，后来又偷偷学刻图章。到了初中，从报纸刊登的艺术作品中真正接触篆刻，便愈发热爱这门艺术。参加工作几十年，不管做什么工作，篆刻和书法一直伴随着我，带给我无限的欢乐。
《中国科学报》：你是非科班出身，却在篆刻、书法领域作出了不俗的成绩，有人把你视为自学成才的典型，你怎么看？
胡擎元：我认为没有老师传授是不能成才的。狭义地说，没有进学校，光靠自己学习钻研和努力而取得成功是有可能的。但广义来说，任何人即便没上学都会有老师。我虽没有进过艺术院校，却有跟随著名篆刻家李骆公先生十几年学习的经历，得到过李苦禅、李可染等老一辈艺术家的指点。正是得益于大师们的言传身教，才有我今天的创作成绩。
《中国科学报》：你创作的“中华金石园”开创了金石环境艺术的先河，能否谈谈当时创作的过程？
胡擎元：创作“中华金石园”是觉得“好玩”罢了。长期以来，方寸印章都是从属于书画。多年的创作实践，让我突发奇想，能否将它“放大”，走出书斋进入庭院，与环境“联姻”。将想法与朋友说之，得到赞同和支持。于是，2000年在桂林榕湖饭店开始了“中华金石园”的创作。
我先把恩师李骆公的篆刻印章《烟雨漓江》放大几十倍，雕刻在一块大石头上，摆放在饭店路旁，立即受到了好评。这更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石刻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吴昌硕、齐白石、李可染等近现代学者、名流的印文、墨迹，还有了远古的文化玉器、彩陶，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战国印、汉代画像石，以及京剧脸谱等。经过3年的努力，我创作出300方石刻，分别安置在5万平方米的榕湖饭店店门、园林、草坪等景观之中，使之成为与饭店建筑、环境交相辉映的人文新景观。
《中国科学报》：从将金石印章放大成为石刻的主体，到创作“中华金石园”，你让传统的艺术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你怎么看待艺术创新？
胡擎元：我以为，具有中国元素的石刻环境艺术，概括起来主要有3个模式：一是各种各样的雕塑，二是中国的碑林，第三就是我现在做的金石园。雕塑不管是现代、传统还是东西方的，在环境中一般以单件呈现，而碑林，虽可多件集合，但难与环境协调。我尝试的金石环境艺术，是把传统艺术与现代文化结合，把在自然石块刻上放大了的金石、书画，再回到自然，形成与庭院、自然环境相和谐的艺术。它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图章，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几年前，我曾为清华大学贺李政道先生八十华诞制作了一枚印章，印章周体刻有李先生的一句话：“科学与技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这句关于科学与艺术的著名论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科学报》：那么，你怎么感悟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胡擎元：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点都是创造。只不过，科学创造更多的是靠理性，而艺术则主要是靠感性。艺术创作可随心所欲，作者可根据自身体验和感悟，大胆想象、构思创作。不要把艺术创新看得太神秘。我认为，把一件作品做到极致的过程就是艺术创新。不过，艺术创新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有的至今也难以超越。如书法技艺，我认为至今还没人能超越王羲之和王献之。这几十年，我练字一直在学习“二王”楷书。因此，对有些传统艺术我们必须坚守，不要被当代的现象迷惑，更不能随波逐流，一定要守住正确的判断。
《中国科学报》 (2013-04-26 第16版 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