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钮文异认为SARS留下的遗产和认知，就像他在办公室里堆放的书籍和资料，需要时间逐步消化。本报记者童岱摄
SARS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防线的脆弱。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2003年SARS病毒暴发时，在全无经验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诸多患者病愈后出现股骨头坏死症状，以及肺部功能障碍和其他药物副作用反应。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10年的时间节点，SARS所带来的阴霾依旧让人不敢忘记。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对于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救援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回头看看那一年的人和事，反思这场浩劫带给我们的遗产和认知，有助于当下，也有助于未来。
■本报记者 童岱
SARS，至今看来，都是一个夹杂了恐惧、迷惘、抗争、希望等多重含义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2003年的SARS，仅在中国大陆就造成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
10年的时间节点，它所带来的阴霾依旧让人不敢忘记。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对于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救援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回头看看那一年的人和事，反思这场浩劫带给我们的遗产和认知，也有助于未来。
信息不透明带来恐惧
“SARS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防线的脆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教育系教授钮文异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信息的不透明为不确定因素和小道消息提供了温床，协助了第一波SARS病毒成功“抢滩登陆”。
2002年年末，钮文异当时在做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的工作，那时候他就零星地听到一些消息，呼吸道疾病、传染性强、有别于其他流感……那时候的SARS，就像披着面纱的瘟神，在人们懈怠、不知情的状况下恣意蔓延。
2002年12月24日，距离北京近2000公里外的广东省河源市，《河源日报》刊载的一条报道中提到，河源发现了病例，初步命名为“不明原因的非典型性肺炎”。文章结尾说，“尚未形成疫情”，这是国内第一篇关于SARS的公开信息和新闻报道。事实上，当时的河源市已经出现了抢醋、抢药的恐慌状况。罗红霉素和其他抗生素开始脱销，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周边地区。
钮文异发现，同时期的北京，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包括许多医务工作者在内，对这种未知的疾病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于是他开始做功课，搜集一些相关的材料，尤其是预防SARS的方法，编辑成册。2003年3月初，北京市卫生局结合当时的SARS疫情给卫生人员作了一次培训，钮文异准备的材料派上了用场，并详细地作了一次演讲。
“但这个时候已经错过控制疫情第一时间，疫情已经蔓延开了，各种不靠谱的预防措施脆弱不堪。”钮文异说，当时很多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用熏醋及服用板蓝根等方式来预防SARS，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两种方式对预防SARS有明确的效果。
防控失衡
事实上，SARS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应对大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经验，政府害怕社会恐慌，没有及时发出有关疫情的真实信息，也没有让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有关信息，更没有及时向国际组织传播疫情信息。
抗击SARS的旗帜性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疾病信息的覆盖和上报，个别地区上报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够准确，“这与某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有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隐瞒疫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那是多年来长期形成的积弊，有很强的惯性。
SARS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乱了阵脚，过量消毒便是突出的问题之一。
“记得那时候去科技部开会，走到大楼的门口，就有专人用那种喷农药的喷头对来开会的人一顿喷，身上都喷湿了才算数，这不仅对人有危害，对环境也是如此。”钮文异表示，当时大街小巷，包括很多老百姓家里都喜欢用消毒液，普遍使用的消毒剂主要是过氧化物类消毒剂和氯制剂。过氧化物类消毒剂多用于空气消毒，不会对环境造成多大污染。
氯制剂则不同。氯制剂在水中分解成次氯酸，在杀菌的同时也易与其他有机物中的碳源发生卤代反应，生成三氯甲烷、四氯化碳等难以被自然环境降解的致癌物质。这些有毒物质可在水中长期存在，造成水环境的公害与污染。防治SARS时，大量氯系消毒剂用于医院和公共场所的消毒，致癌物质二次污染的问题同样也被人忽视了。
激素疗法的对与错
无论如何，信息不灵和预警机制的匮乏，都造成了SARS防治过程中的诸多困难。SARS期间，针对广州治疗SARS的经验中有“五早”的提法：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早用皮质激素、早上呼吸机。钟南山是第一个提出治疗SARS病人可以采用皮质激素治疗。但他当时就指出，用“五早”来形容当时的治疗手法不够科学，前三项虽然没问题，但后两种方法不该被滥用，应该是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合并症。
早在2009年，曾有媒体报道称，“北京登记有SARS后遗症患者约300人；民间调查显示80%因病离岗，60%家庭变故。骨坏死、肺纤维化、抑郁，几乎是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普遍状态”。
激素的疗效和毒副作用在医疗界是常识，大量、长期使用激素可诱发股骨坏死。对此，钟南山认为，主张使用皮质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他曾对38例使用皮质激素的SARS病人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发现有效比例达53%。“而这38例病人，在我看来如果当时不采用激素疗法会全部死亡。”
同时他也强调，皮质激素的使用必须合理，时机、剂量必须适合，疗程须妥善把握，不能长期使用而且并不是使用越早越好。“然而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剂量超标，有的剂量甚至高于广东5~10倍。”他说，广东在使用皮质激素上一直坚持适量适当的原则，例如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只有70%的病人使用了激素。
事实上，钟南山当时总结出的方法后来发表在国际医学杂志上，并得到了“减少SARS死亡率，缩短住院时间”的肯定，“而从广东地区总结的数据来看，股骨头坏死的比例只有2.4%，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
方渤，这位曾以SARS康复者身份出现在诸多媒体中的人士，也被股骨坏死折磨得痛苦不堪。今年1月31日，他在腾讯微博上发出求救信，谈及他这样的SARS后遗症患者群体生存艰难，绝大多数人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有人瘫痪、有人患癌症。揭示了过量使用激素治疗SARS导致的免疫力下降、股骨坏死等症状，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现代医学讲究科学，但也讲究经验，对于不同的病例应该如何使用剂量，当时很多医生没有参照系，对于个体的差异性难以把控，甚至摸不着头脑，因此出现了盲目的使用剂量，甚至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造成了现在的状况。钮文异说，“当时的经验只能来源于广东，但南北气候的差异、身体素质的差异、医疗环境的差异等等因素，都成了那时横亘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难题”。
钮文异表示，治疗SARS的特效药至今也没有面市，采用激素治疗的方法就算在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是正确有效的治疗手段。而在2003年医疗系统开始救治初期，“先救命”是医护人员的第一反应，把责任全部推给他们也是不公平的。
《中国科学报》 (2013-04-12 第18版 SARS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