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平原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3-12-7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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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教授对大学认同感国际排行 北大居前
 
内地的高校,大凡做管理的,都懂得一定要“抓好离退休教师工作”这一块。而这在香港中文大学,是不可想象的。大学与教授的关系,就是雇主与雇员,合约结束了,就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如果做教授们对于大学“认同感”的国际排名,我相信北大名列前茅。平日里也有很多批评与抱怨,可等到落笔为文,全都变得温情脉脉。几年前,我在北大中文系创办“博雅清谈”系列活动,第一次的主题“燕园记忆”,主要讨论乐黛云、谢冕、温儒敏三位教授各自所撰追怀燕园生活的新书。谢冕先生的发言题目很“煽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选择北大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谢老师是诗人,发言时自然高八度;可其他老先生也都眼含热泪地大谈自己如何热爱北大,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后来想清楚了,这很大程度是“时代问题”——这些老教授大都十八岁出门远行,来到这美丽的燕园,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燕园生活就是他们的一切,而绝不仅仅是教书的场所或谋生的手段。几十年风风雨雨,是有很多不愉快,但并没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与机遇。于是,半自愿半被迫地养成了对于自己工作的这所学校的极度依恋。
 
不止北大一家,内地的高校,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十年,国家用人制度松动,各高校为应付激烈的竞争而各出奇招延揽人才,年轻一代与大学间的关系方才变得松动。
 
在中国大陆,只要是老一点的大学,其教师构成基本上是退休与在岗各占一半。那些几十年间与这所大学或院系休戚与共的退休教授,当初拼搏时薪水很低,故积蓄不多,退休后大都比较窘迫(相对于在岗的诸位),既为了体现人道关怀,又希望建构学术传统,大凡做管理的,都懂得一定要“抓好离退休教师工作”这一块。平时有空聊聊天,过年过节聚一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是生病时的照顾等。不是为了在校园里“维稳”,而是兼及责任与人情——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那几年,也是这么做的。
 
而这在香港中文大学,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大学与教授的关系,就是雇主与雇员,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在合约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合约结束了,腾空宿舍(如果住校的话)及研究室,就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港中大可以做得这么绝:今天退休,明天起学校提供的电子邮箱就关闭了。你以后在外活动,不得再称“中大教授”——除非学校给你特殊荣誉(如“荣誉博士”、“荣誉院士”或“荣休教授”)。如此斩钉截铁、干脆利落,管理上是方便多了;可就是少了一点人情味,感觉上不太舒服。
 
我知道,很多中大教授退休后仍住在香港,但基本上不介入大学事务,连聚餐会都懒得参加。这与大陆各高校普遍每年至少宴请一次全体退休教职工,提供互相认识、聊天、叙旧的机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大学这种什么都管,包括教职工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当校长或系主任的,你都得挂在心上,这很有人情味,却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乃前一时代的遗留物。随着教授招聘的国际化,以及学校与教授间双向选择的可能性大增,有钱或著名的大学确实有更多的自主权与自由度,这对提高办学质量是有好处的。大家都学会按合约办事,没有那么多三姑六婆七嘴八舌的,签了字你就得认账。这种理性化原则眼下正长驱直入,不久的将来,北大大概也会走上今日港中大的管理模式。
 
前些天,和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一起飞往上海,参加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百岁诞辰及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场上气氛之温馨与热烈,催得国球教授和我热泪盈眶。其中一位老校友还拉着系主任的手说:我们在外头拼搏、赚钱,老师就交给你们照顾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出力的,尽管说。国球兄于是感叹:这种场面,在香港很难见! (原标题:教授们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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