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全文发布，《决定》提到，“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让舆论再次关注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
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早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已明确提出，但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对于“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应该明确时间节点和路线图，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在教改规划纲要颁布之后的过去三年，我们原本是有机会开始取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的尝试的。比如，新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明确提到“去官化，去行政化”，宣布学校内部行政人员将没有行政级别，可随后深圳市委组织部出面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这也宣告“去官化，去行政化”遭遇重挫。对于一所全新举办的大学来说，上级管理部门为何硬要给予套上级别，耐人寻味。据说，有级别才能吸引优秀人才，按照这种逻辑，大学将无法去行政化了。
再比如，我国从2011年年底开始探索校长公选，教育部选择了两所部属院校公开选拔校长，本来，对于新选校长，教育部是完全可以尝试不再设立级别的——对于“老人”来说，已有级别再取消面临的阻力势必很大——可教育部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在所有985高校新任校长、党委书记的任命函和新闻宣传稿中，都会特别强调指出副部长级，这是淡化行政级别，还是强化行政级别？
有一种说法是，学校如果取消行政级别，将降低教育的地位。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成立。教育的地位显然不能通过级别来体现，行政级别的存在恰恰是矮化了教育，既严重影响学校的独立性、自主性，也使学校官场气氛浓郁。这种说法盛行，暴露出管理者、办学者并不愿意真正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而是想守住既得利益。——学校有行政级别，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可为一些官员提供升迁的台阶(正厅或副部，当前不少高校的校长、书记就空降而来)；对于学校的领导来说，则可一边是学者、一边是官员，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通吃。
为此，有必要明确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具体时间节点。既然已经意识到行政级别、官本位对学校办学的严重侵蚀，既然已经做出决定，要取消行政级别，那还等什么呢？如果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取消行政级别这类改革就会一拖再拖，最后拖到不了了之。而且，对于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的行政级别，适宜采取同步“一刀切”的方式，不然，就会给学校、科研院所、医院以拒绝取消的理由——你看，医院都没取消，为何单独学校取消？
这样的改革，当然会触及既得利益，面临现实的障碍，但改革的本质，不就是打破既得利益，进行全新的权力和利益调整吗？推进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不能由既得利益者——包括行政部门、学校行政领导来制订改革的方案，他们必定会强调保留级别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而应该由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来统一部署改革方案，并在制订方案过程中听取第一线的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家长的意见，以高度的紧迫感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
当然，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只是教育去行政化改革的一方面，除此，还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这次《决定》也提到，要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需要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概而言之，教育去行政化，就是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清晰界定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权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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