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海良
10月7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63岁的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E·罗斯曼（James E.Rothman），65岁的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和58岁的德国生物化学家托马斯·聚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共享该奖。
随着诺贝尔奖获奖名单的陆续公布，新一轮围绕中国学者何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讨论将再一次出现在广大学者当中。其中，许多人都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中国科学家是否具有“创新”精神。
目前，中国科技论文总数和被引次数已占据世界第二，然而，中国重大原创性成果较少，而“跟风”性的成果较多。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不得不问：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笔者认为，这或许与我国本科教育的欠缺有关。
目前，虽然中国高校都明确表示重视本科生教育，一些高校还要求所有教授必须为本科生讲课。但即便如此，我国本科生教育平均质量与国际优秀大学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笔者结合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大学工作的经验，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大学课程安排不尽合理。通常情况下，中国大学本科第一、第二学年，学生学习的课程为公共基础教育。直到第三、第四学年，他们才开始接触专业知识。相反，澳大利亚的本科生，第一学期除了学习数学这样的基础课程之外，所学习的其他课程都是专业基础课。
以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工学院本科生第一学期课程为例，它们分别是：工程材料、工程化学、工程基础、工程数学基础。而同一时间段的中国某大学材料加工学科的学习课程则为：体育、外语、高等数学、大学化学、思想道德修养、画法几何及制图等。两相对比，差距自明。
第二，大学教材选择稍显落后。在中国，老师讲课，同一本教科书，使用几年，甚至十几年。在科技更新如此之快的年代里，难以想象我们的学生所掌握的知识要落后国际先进水平多少年。相反，澳洲的本科生教育，基本上教科书每一年都会进行适当更新，至少，教师也会在讲义中将过去一年的重要新进展予以介绍。
第三，在中国，本科生不只要完成学校的课程，还要准备大量的证书考试。这些都耗散了本科生过多的学习时间，进而影响了他们对专业前沿的了解。
就在前些天，笔者在新南威尔士大学遇到了一个大四本科生，他已经开始着手扫描、透射的研究工作。而在中国的许多高校，只有博士生才有机会接触这些工作。然而，如果不让本科生早日接触、了解到本学科的世界前沿问题，又如何要求他们在今后的科研中早日实现创新？
虽然澳大利亚的学生培养模式不一定全部适合我国，但我们还是应当学习其可取之处。因为本科教育对科研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这一阶段的基础没有夯实，空谈创新人才培养，也只能是缘木求鱼。
（作者系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3-10-08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