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校所面临的来自国外高校的竞争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图为一位中国留学生站在莫斯科大学的校园里。
持续的留学热潮是中国教育开放的最显著表现之一。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的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表明，近两年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放弃高考、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其中高中毕业生占留学总人数的22.6％；越是重点高中的优秀学生，到国外知名高校留学所占的比例越高。该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报考托福的考生中，18岁以下的考生比2010年增长了一倍多；参加美国学术能力测试（SAT）的考生数量，2010年是2006年的3倍。
类似的，今年4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日本、韩国及美国调查机构联合发布的四国高中生留学动机现状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出了中国家庭强劲的留学意愿。该调查发现，70.1％的中国高中生对出国留学感兴趣，父母赞成孩子留学的比例，中国比日本、韩国和美国高得多。“为寻求更好的教育环境而出国留学”的高中生比例中国也高于其他三国。因国内升学压力大而想出国留学的中国高中生比例远远高于另外三国。在所调查的国内中学中，半数以上有出国留学班或国外学校交换留学项目。中国高校面临着日益激烈的来自国外高校的生源竞争。
出国留学数量的持续增加，并不是新近出现的现象。但出国就读学生的年龄不断向下延伸和低龄留学生比例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传达了这部分学生群体（包括他们的家长、教师等）对现阶段国内教育的不信任和失望之情。特别是当我们基础教育中那部分最优秀的学生投奔国外名校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人才的流失（不管暂时或长久的流失），更有由此而带来的现行我国教育制度的发展危机和改革压力。
遗憾的是，学生国际流动的潮流只是为公众贬斥教育弊端提供了又一个窗口，却未能有效地转化为教育制度内部自觉的反思和行动。如同教育专家杨东平评论的那样：“我们的高校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国企，只要国家不让它关门，还是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所以他们对这些新的冲击并不敏感。”事实上，除了高等教育，国外先进的人才观和选拔理念，也没有给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带来多少清新空气。
留学潮之所以没有给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带来期待中的“鲶鱼效应”，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现行教育制度、法规和政策面对国际化潮流的反应被动而滞后。面对境外教育力量的渗透，教育部门通常担心会对本土教育制度造成冲击，却没有足够魄力去迎接国际交流带来的发展机遇，应对措施“犹抱琵琶半遮面”，这间接地助长了大学得过且过的心态。过去14年香港高校积极争取与大陆教育交流、逐步扩大大陆招生规模的主动努力过程，就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了内地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面对教育开放的保守心理。
第二，留学潮尚不足以给教育改革施加足够的压力。整体而言，能独立承担昂贵留学费用的家庭，在庞大中学生整体中毕竟占少数。据统计，2010年我国放弃高考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的比例为21.1%，这一数字占当年参加高考总人数的比例约2％，这一群体的规模尚不足以给大学和中学教育改革带来足够压力。但随着未来我国高中学生数量的逐渐减少，以及留学学生比例的不断提升，国内各级各类高校出现生源危机绝非危言耸听。另一方面，伴随持续的出国热潮，近些年外国留学生来华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似乎给人一种中国高等教育“受人青睐”的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人们对于我国大学改革紧迫性的关注。
第三，留学潮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被体制外的力量所消化。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高中毕业生留学潮，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实际上都作出了局部的调整，但这些调整基本是以不触及原有制度为前提的“增量”改革。例如，在高中阶段单独建立为留学作专门准备的国际项目或国际部；大量社会中介机构承担了国外考试培训和入学咨询的服务。而高等教育阶段的基本权力架构并未改变，调整重点集中于课程改革，却鲜有从根本上调动教师提高教育质量积极性的大范围举措。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国际名校在华的“跨境分校”，但其改革影响力主要体现在这些分校的内部，对我国更大范围的高教体制创新的推动力尚未显现。
第四，作为国际学生流动的另一股力量，来华留学热潮可以成为提升本国大学教育服务质量的一个机会，但这一机会也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改革动力。事实上，大量国外来华的留学生（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学生）并非冲着高质量的教育而来。诚如美国学者佩格·布卢门撒尔（Pegg Blumenthal）所分析的那样，美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主要目的，通常不是为了获得学位，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本国大学学位——为了见识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学的工程或物理学是如何授课的，从游学经验中获得新知。从这一意义上说，即使我国大学在教学和学术质量上维持现状，我们依然可以依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和自我营销策略从世界各国吸引大批留学生。
第五，无论是我国顶尖的中学生不断流向国外，抑或其他国家学生来华留学，都是受到不同力量的驱使，都具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动机。一个最直接的国际学生流动性扩大的推动力是财政因素——吸纳留学生正成为各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际化教育日益成为各国一项庞大的产业，据统计，国际学生的流入，每年可为各东道国带来800亿~ 900亿美元之巨的收入。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指望教育开放背后的非学术力量来推动我国的教育改革。
虽然国际学生流动目前尚难以直接促成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制度的完善，但国际教育竞争最终必定是教育内在品质的竞争。教育内在品质是增强大学吸引力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而要真正提高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的竞争力，我们的高校必须建立更有吸引力的学术社区、大学认同感和校园文化。诚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入学面试考官建议的那样，每一所中国大学都必须培养自己独特的优势，它们必须吸引并留住在教学和指导学生方面有天赋的优秀教师。中国的大学需要反问自己：“我们所传授的知识是否恰当？是否受欢迎？或者是否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即使从教育市场营销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能低估教育消费者对一所大学内在教育品质和独特性的判断力。或许在短期里，顶尖大学可依赖入学难度、大学排行地位或公众的“刻板印象”作为推销资本，但这些大学中又有几家敢于向社会承诺：我们的大学尊重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我们拥有多元化的教育体系，我们的课程具有国际认可度，我们能够提供一流的教学和学生服务？殊不知，正是这些承诺传达了现代大学的核心价值，它们也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国际大学竞争的“品牌”要素。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2-08-08 B3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