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俊
2012年初，英国《自然》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科研》（Cultural history holds back Chinese research）的文章，认为孔子和庄周文化崇尚孤立，抑制好奇心，对科学研究没有好处。
文章刊发后，随即引发国内媒体和学术界广泛关注和争论。文章作者，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宫鹏，也随之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支持者认为，宫鹏洞见到中国科技界缺乏创新的根源。反驳者与批评者则言辞激烈，认为宫鹏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深入认知，其观点以偏概全。
时隔半年，争论早已平息，甚至以极快的速度被人遗忘。前不久，这位喜欢思考文化问题的科学家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畅谈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与科研。
洞见科学文化差异
谈及《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科研》一文的写作背景，宫鹏说他最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我看到有人说，中国不能仅仅成为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第二大国，论文的引用量和影响因子等也要提高。”在宫鹏眼里，这都是“无关根本”的说法，“关键是，中国的创造力到底在哪儿？提升创造力，我们到底在哪里卡壳了？”
为了回答自己提出的这一问题，宫鹏仔细思考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进步有不可忽视的深层次影响。
“反思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现实，可以找到体制、机制、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哪一方面跟我们的文化没有关系？”宫鹏并不否认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然而文化缺陷是问题之根源。
由此，宫鹏用英文写出《改进研究质量，中国需要国际帮助》（China needs international help to improve its research quality）一文。在此初稿的基础上，《自然》杂志对文章内容进行压缩，并将标题改为更加直接的《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科研》予以发表。
问诊中国科研质量，宫鹏认为存有四个方面的严重问题：首先是中国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其次，缺乏合作精神；再次，科研评价缺乏对成果原创性和质量的强调；第四个更大的问题是，整体科研工作缺乏分工。
“说穿了，就是研究的科学性不够。”宫鹏感受到，科学精神依然未能在中国生根。“科学需要自由探索的精神，要有超越别人的勇气，要做别人所未做。至少在我接触的专业领域里，这些习惯和气质的培养还十分欠缺。”
宫鹏有近20年的海外求学、从教、科研经历，中西科研环境的差异和碰撞，无疑是促使他思考科研文化的动因。
宫鹏告诉记者，在国外，没有一个学生见到他就问，“Peng,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鹏，你想让我做些什么？）而是每个人都有非常清晰的方向和目标，总想做出独一无二的事情。而在国内，他感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不仅是学生，很多研究人员都习惯于跟风，“哪儿热，就往哪儿去”。
“做学问就是在探索新知，另辟蹊径。”宫鹏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新知识，因此首先需要怀疑，然后提出新的假设，继而设计实验去论证假设的真伪。“这是一条科学研究的主线。有的人会说，但根本不会做。”宫鹏说。
也正因此，科学需要超越与合作的精神。然而，在宫鹏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很多为人处世的规矩，与科学精神有抵牾。
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宫鹏认为，这些说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不鼓励超越，也不弘扬合作。
“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样的。”宫鹏坦陈，正是在中西对比中，他才有了这些文化层面的思考，“文化是包裹在本性之外，又最接近本性的东西。在不同的社会中，文化的包裹是不一样的”。
成长路上的思考
在宫鹏的办公室里，书柜中摆有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科领域著作，这与他庞杂的兴趣爱好相符。
单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宫鹏坦率地承认，虽然杂七杂八留意、翻看过一些书籍，但他自认为并非有了多么深刻的、能够上升到哲学层次的理解。在他看来，不过是从自身经历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产生了一些“朴素的认识”。
“我的根是在农村。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看到了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走到今天的商业社会。”宫鹏觉得他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能够对社会巨变有深刻的体认。
宫鹏出生在农村，后来在一个小县城求学长大。仅用了九年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中小学课程。1980年，他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时年仅15岁。
“我不只读课本、做习题，还喜欢看新东西。”在知识的海洋里，宫鹏无拘无束地遨游，喜欢在不同学科中穿梭，汲取养分。
“在南京，我第一次看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在这本堪称中国古代技术集大成者的著作中，宫鹏看到，他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熟识的播种机、脱谷、水车等农具，400多年来竟没有发生改变。
对照在城市看到的机械化生产，小时候“在煤油灯下熏出来”的宫鹏感觉到，改革开放后打开大门的中国正迎来巨变。
与此同时，地理学系出身的宫鹏也意识到，飞速的发展在改变着人与环境的关系。在他的家乡，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迅猛增加，宫鹏说他“看着尿素、氨水、滴滴涕等洒向田间，味儿越来越大，鸟儿则越来越少”。
1982年，美国农业经济及生态学家莱斯特·布朗出版《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并很快被翻译引进国内。大学期间，宫鹏读到这本书，对“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极大兴趣。
“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思想有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宫鹏开始阅读古书，希望从中国的古老智慧中，寻找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帮助。“如果没有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又学习到人与自然互动的环境地理，我也许不会有意识去思考这些问题。”
更为深远的思想冲击，则来自宫鹏近20年的海外经历。1986年，他远赴加拿大求学，在滑铁卢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先后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空间与陆地科学研究所，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地球信息工程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环境科学、政策和管理系工作、任教。
一路走来，宫鹏愈加感觉到，世界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运转下去，可持续发展必然无法实现。“财富和商品以极快的速度在周转，这个过程不计环境成本。商品和技术被迅速淘汰，可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
在宫鹏看来，enough is enough（够用就行）的观念在资本逻辑下被彻底打破了。与之相伴的是，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技术的奴隶，工业在不停推动人们前行，而非人类主导着工业发展，每一个人都被动地进入这种社会。
“这一切，都是对可持续发展的重挫。”宫鹏对此感到担忧，“技术是商业发展的利器，两者相结合，让人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但是，也会对社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
面向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
科研要为社会服务的说法并不新鲜，然而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紧密结合的科研也确实鲜见，宫鹏的研究正是其中一例。
“这是地理学科的好处。”宫鹏介绍，国外地理系的教学和研究一般偏重社会地理和经济地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到社会科学内容。就地理学本身定义而言，也就是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因此免不了“思考社会现实”。
在国外求学时，宫鹏选择了一所技术研究实力很强的学校攻读博士学位，用他的话说，是“靠技术稳住了阵脚，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然而，在后来的科研中，他并未成为一名典型的“技术控”。
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期间，一位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邀请宫鹏，携手利用空间地理信息进行流行病传播研究。虽是机缘巧合，但双方的跨界合作确实擦出了闪亮的火花。“我们得到了一些不进行交叉研究就无法获取的重要成果。”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宫鹏首次在世界上提出并建立基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血吸虫病传播时空动力学模型。后来，又首次将基于球面坐标的全球空间分析技术应用于禽流感传播研究。
气候、环境、土地利用、人口迁移等各种因素全部串在一起，宫鹏的科研又在无形中促使他去关注社会科学的发展。
2008年，宫鹏作为当年唯一的获奖者，获得美国地理学会遥感专业委员会杰出贡献奖。而在这一美国遥感领域最高奖项之一的历史上，像宫鹏这般年轻的获奖者寥寥无几，那一年，他43岁。
近十年来，宫鹏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国内，推动我国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2000年，他与14位海内外学者共同创办南京大学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任所长；2004年，作为发起人之一被任命为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8年，作为主要筹划人，协助北京师范大学建成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2009年起，协助成立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后担任中心主任。
既然国内的科研环境并不理想，科研又受到传统文化的阻碍，那么宫鹏为何还要选择回国？对此他笑言：“这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我在这个文化中成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国家培养我十余年，报效国家理所当然。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学术界前辈的召唤，让我觉得回国做事义不容辞。”
回国后，宫鹏也找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近年来，他重点关注大尺度的遥感制图和环境变化探测，其中，大尺度的最小界即为中国全境。这一研究，将全面支撑生物多样性、生态学、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前沿研究。
“我希望能把它们都串起来。”宫鹏不想光做“技术活”，他想用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支持公众健康研究，目标落脚于让公众的健康水平得到更好的保障。
在宫鹏的价值观里，和平幸福的生活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却不能光靠科学。“科学本质上是发现新事物，但不代表你搜罗的宝物越多、知识越多，就一定更幸福。”也许正因如此，他还有一个更为远大的学术理想，是要深入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对于上述有关人类社会前途之类的大问题，宫鹏说他目前仅有一些零散的思考，但未来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学术名片：
宫鹏，1965年出生于山东莱阳。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1986年南京大学地理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90年毕业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地理系，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加拿大安大略省空间与陆地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地球信息工程系助理教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环境科学、政策和管理系教授、地理系兼职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工作是全球土地覆盖/利用分类与变化监测、遥感生态测量学、环境与健康和技术与社会。在上述研究领域共完成400多篇论文（其中SCI论文180余篇）、7本专著和8本编著。有3篇论文分获美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1993年度最佳遥感论文奖、Davidson会长实用论文奖和1994年度Talbert Abrams大奖。1998年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次对海外学者评选出的30位杰出青年科学基金（B类）获得者之一、2004年成为科技部首批选出的9位海外顾问专家之一。
《中国科学报》 (2012-07-30 B2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