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大学在选择性地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大学经验时，有两个明显的倾向，即要么完全地视若无睹，要么囫囵吞枣、一古脑儿地套用。两种方式共同的特点是，事先都没有认真考虑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像这几年一些国内大学实行的“研究生导师资助制”、“大部制”以及SCI论文的衡量标准等，就是硬性套用和无端发挥国外大学经验的实例。好在国内大学的师生普遍具备适应能力极强的胃肠，才多少掩饰了消化不良的问题。
然而，问题就是问题，如果仍旧“集体无意识”，日积月累，再好的胃肠功能，也难以消化和吸收。最近，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李卫东因所带十几名博士无法正常获得学位而引发的“李卫东事件”，就从反面证明了国内大学在吸纳国外大学经验时对某些关键环节、相应的理念以及在中国大学里的适应性的视若无睹。
李教授豪言“需要改变的不是我，而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底气来自他曾有几年的国外学习和研究工作经验。因为在“与国际接轨”成为当下中国大学的时尚之时，“国外没有”的判断就等同于“真理”。但从李教授以自己的方式对不合理的规定进行抵抗后引起的讨论和争议也可以看出，要将国外经验运用于中国现实，不仅需要底气，更需要有效地理解和消化，特别是需要对中国大学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然后才谈得上有针对性、有智慧地进行改造。
现在人们对李教授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压着学生的论文不让投稿，致使后者无法取得博士学位。这一不满含有一明一暗两个前提。明的一方面是，人们知道，李教授这样做并不影响自己继续享受“长江学者”的所有待遇，以及随意跳槽到其他大学，开辟“新天地”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自己全无后顾之忧的前提下，牺牲了学生的利益。暗的一方面则是在责怪他知道学校有相应的规定，还要执意违反规定。这一前提之所以是“暗”的，是因为它有着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群体强制的一面。
从李教授的角度看，作为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对自己的博士生的毕业，却没有话语权，这似乎也不符合他理解的国外大学的经验。他对于相关规定的漠视，其实是在争取自己作为导师的权利。但他没有意识到，导师的权利和地位，在国内与国外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也许有人会说，即使在国外，他这样的做法也行不通，但他在那里至少有个发言或申述的可能和机会，并且可能由此改变校内或系内的某项政策或者制定政策的程序。
现在大部分谴责李教授做法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也成了群体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群体强制的主体虽然是行政部门和既得利益者，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动力来源于人们出于无奈或无意识地认可以及长期养成的“随大流”的习惯。学习国外大学的理念和经验时，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会说：“那是外国！”意思是中国没法做。同样，一所“211工程”的大学要学习“985工程”的大学时，也会有人说：“这是211，不是985！”说到底，这种可以称之为人类惰性的改革阻力，是国内大学缺乏有决策价值的民主协商机制造成的。没有人愿意尝试去改变，改变的人又出于自身视野和知识的局限，以及听不到不同的意见而失之偏颇，于是就容易形成一个伪“公意”。这样下去，还会有更多李教授这样的人去作飞蛾扑火式的抗争。当然，这时候的牺牲品是谁，就很难说了。
赞同李教授的人都将矛头指向大学要求博士生在读期间在SCI源期刊或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其理由相当充分，因为“国外没有”。他们进而将这一政策归因于学校为了提高在大学排行榜上的排名。其实，这仅是原因之一。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近些年研究生的不断扩招所造成的博士生的学业基础和学术水平的参差不齐，使有关管理部门无法真正落实“过程管理”的原则，进而切实有效地衡量博士毕业论文的学术水平。这种以往政策的后遗症，也是“国外没有”，却是国内大学无法回避，且需要承受，需要积极改变和认真汲取教训的。
当下中国大学的复杂性在于，既受政策后遗症负面效应的影响，又由于缺乏对后遗症的感知，从而制造出更多的后遗症。重重叠加之后，直接影响了对大学改革前瞻性的把握以及人们对于大学改革的热情和希望。无法真正落实和消化国外大学经验只是这种状况的一个表现而已。
《中国科学报》 (2012-07-25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