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真正的创新，不仅仅是做新东西，还包括发现新东西，不能总跟在别的国家后面‘抄’。”近日，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阿尔卡特朗讯公司（前身是AT&T公司）贝尔实验室半导体研究室主任卓以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上世纪80年代，卓以和发明了分子束外延生长材料。由于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禁运原料到中国，国内科学家只能“闭门造车”，研究步履维艰。随后，卓以和回国为国内研究者修改技术蓝图；90年代，他发明了量子阱级联式新型激光器，此后又把材料构造与生长技术和方法带回国内。
“我爱国并非是想要出名或者怎样，就是希望国家变得更强！”对于国内科技飞速发展的势头，他感到自豪。而对于未来科技发展的羁绊，他仍有许多发自肺腑的“心里话”。
创新要耐得住“火候”
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大门正对面的贝尔肖像上，有这样一行字：别整天走一条老路，或许有一天跳出来走到树林里去，你会发现新的东西。
卓以和认为，创新不只要跳出自己的小圈子，更要耐得住“火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作研究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能只想着三五年就要把本儿“捞”回来。
上世纪70年代，卓以和研究出分子束外延技术，使半导体薄膜的厚度大大降低，半导体制造精度由几微米进入了零点几微米。然而，直到80年代末期，日本才开始用这项技术生产出红外激光器；90年代电视、手机、MP3、卫星导航仪、电脑以及其他多种大型设备的控制器也开始使用这项技术。
“一个技术从发明到应用要经过数十年的时间，从研究到产业化同样是很漫长的过程。如果一投入就要收本儿，就很难发明新东西。”他说。
同时，在这个漫长的研究过程中，国家应该为科学家解决科研经费等后顾之忧，因为只有保障安心做实验的环境，才有自主创新的可能。
按需研究 扩大效益
“当前，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成果转化就是要把科技与经济联系起来，产生社会效益，而要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就应‘按需研究’。”卓以和指出。
上世纪80年代，作为AT&T公司的独立研究部门，贝尔实验室有20%的人员是基础研究员，有70%是应用研究员；另外10%的员工从事产业转化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研究形成一条上、中、下游完整的产业链条。
而贝尔实验室的基础研究人员都要睁着一只眼睛看着AT&T所需要的技术，另一只眼睛则要紧盯该领域发展的前沿研究。对此，卓以和表示，基础研究不一定每一项都能成功应用，转化为科研成果的总体比例也不大，但科研应该有一个大致的应用方向。“发明要看产业应用是否存在，否则就会浪费经费。”
推动科学飞跃发展
“现在，中科院在白春礼院长的领导下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卓以和说。他非常赞赏白春礼提出的“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
“为了增强民主性，了解每个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存在的困难，白院长专门开设了一个邮箱收集大家的问题，看完了以后还给大家回复，这非常了不起。”他由衷地说。
在开放办院、人才强院方面，白春礼努力促进科学院跟不同的国家开展合作，并与政府建立一系列的中科院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国际上最好的科研人才。
卓以和还非常关注白春礼提出的“一三五”发展目标，即要求每个研究所有一个总体定位、三个重大突破、五个重点培育方向。
他指出，这一发展目标非常有利于克服中国科学界科研热点“一窝蜂”的问题。以前，每遇到一个热点问题，很多研究者就会“扎堆儿”，导致大量经费集中在一个点上，其他研究被忽视，使研究资源与经费因为失衡而造成浪费。
“国际合作就像做生意，一个小商贩和一个富商很难合作。因此加强国际合作首先我们自己要强，只有‘1+1大于2’，别的国家才愿意来合作。”卓以和说。
他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科技创新强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中国的科研发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济能力做后盾，我非常看好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卓以和自信地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7-1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