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创造条件，改变机制，才能够吸引优秀博士人才在国内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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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彬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两次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制度。1984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李政道时说道：“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一年后，我国正式开始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
如今，27年过去，我国已经培养了9万多名博士后，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各个科研领域的骨干力量。其中更有35位博士后被评为了两院院士。
然而，在辉煌成绩的背后，即将而立之年的博士后制度，是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日前，在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主办，北京交通大学承办的首届“2012中国博士后院士论坛”上，多位“博士后院士”就此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问题一：我们的洪堡基金在哪里
作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后，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欧阳钟灿回忆起了自己在德国做博士后的经历。
1986年，欧阳钟灿得到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到德国进行博士后工作，在那里，他进行了两年高质量的科研工作，完成了一篇至今在相关领域仍占有重要地位的论文。
资助欧阳钟灿的洪堡基金成立于1860年。其主要任务是资助德国学者到国外去学术旅游，并邀请外国有才华的青年才俊来德国从事科研工作。自基金会成立以后，世界上已有12000余名科学家获得了洪堡奖学金和各种奖金。对此，几位院士在论坛上提出疑问：我们的洪堡基金在哪里？
“当前，我们的科研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我们更多地依然是把自己的年轻人送出去。”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在发言中表示，现在应该是我们拿些钱，吸引国外的年轻人来做我们的博士后的时候了，这将有助于彼此间的文化、科技的交流。“我们现在有条件地把国外人才吸引进来，但需要建立一个像洪堡基金会一样的好品牌。”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类似洪堡基金会的组织并不少见，例如日本的学术振兴会也在采取类此的做法吸引国际人才，而我国的香港科技大学虽然仅成立于1992年，但已是在亚洲名列前茅的高校，它也是通过资金支持，吸引了大量海内外优秀的青年学者。
“中国科技界的发展，对国际人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固然要抓住高层次人才，但在国外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科研生力军更应该作为重点。我们也应该瞄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科研工作者，甚至是亚太地区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这对中国科技发展都是有帮助的。”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焦念志如是说。
问题二：“土”“洋”差异如何弥补
在难以吸引国外科研才俊的同时，国内博士却正在大量地涌向国外。这造成的结果是：国内科研机构很难招到合适的博士后。
几天前，郑兰荪刚刚参加一个会议，当他和其他几位院士进行交流时，他发现大家都为一件事情颇感遗憾：这几年都没有招收到比较优秀的博士后。“怎么样创造条件，改变机制，才能够吸引优秀博士人才在国内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论坛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武向平有一个学生在英国做了4年博士后，回国后便被聘为研究员，单位还提供了住房；而另一位研究生先后在北大、清华做了4年博士后，毕业后却只能被聘为副研究员，住房问题也没有解决。无奈之下，他选择去瑞士做博士后，他相信回来后待遇肯定会提高。“在我看来，这两个学生的水平是一样的，仅仅因为经历不同，待遇和以后的工作机遇就完全不同。”武向平说。
武向平曾经算过一个账，如果在国内做博士后，出站后一般是低级别的副研究员，但如果是海归，回国后基本会是研究员待遇，如果要弥补这两者之间的待遇差别，“土博士后”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我们要反思，当洋博士后大量回归后，该怎么平衡其与土博士后的待遇差别？”
武向平表示，我们需要在政策上建立一种机制，把“土”、“洋”差别稍微缩小。“海归博士后一发就是上百万的房补，但是土博士后什么都没有，这种差别显然不利于稳住一批国内博士后队伍，这一点我们必须看清楚。”
问题三：博士后建站能否减少审批
在参加会议之前，焦念志刚刚接到一个通知，要求他参加新一届的博士后专家委员会会议，讨论博士后的设站问题。论坛上，焦念志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们有必要把设站时的审批看得那么重吗？
对此，郑兰荪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博士后是工作经历，而非学位。这就意味着我们根本没必要为工作站定那么高的门槛，更没必要为此走行政程序。”在郑兰荪看来，目前我国在博士后管理方面应该可以放开。“要不要设站，需要有多少名额，给多少待遇，这些都应该由聘人单位来考虑。事实上，现在各个单位为了吸引博士后，给出的待遇远远高于规定标准，而且也会追加一些名额。”
在论坛上，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孙建立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强博士后工作站与企业流动站实时联合，鼓励流动站合作导师到企业开展项目合作研究。而在企业流动站的问题上，院士们同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企业流动站的审批时间过长，这是个问题。”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李树深表示，自己是从事半导体研究的，这是一个更新换代极快的领域。“有些企业找到所里，希望联合培养博士后，同时给企业解决些问题，但等审批下来，这家企业已经倒闭了。”
李树深建议，如果企业提出与高校或科研院所联合建站，并能提供资金和好项目，应马上批复。“不要等到你批准通过了，企业对这项技术也不需要了。”
问题四：能否为博士后建个基地
由于具有扎实的科研功底和旺盛的科研热情，博士后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相关部门也在考虑在今后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里，进一步提升博士后的地位。至于如何提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赵宪庚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我们现在设立的是博士后工作站或企业博士后流动站。这样的流动站基本上是以某一个学科为主，招来的博士后也大多与该学科相关或相近，这就存在一定的专业局限性。”赵宪庚说。而在国家重大专项中，涉及到的学科十分广泛，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范围。“我们无法想象单一的某个博士后流动站凭借某专业的研究人员，就可以把国家重大专项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加以破解。换句话说，怎么样发挥博士后群体的能力，使他们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当中找到用武之地，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对于这一问题，赵宪庚给出的答案是——给博士后建一个创新基地。
“与工作站不同，创新基地并不存在学科的方向性。我们招收的是一个不受学科、专业和领域限制的博士后群体。”赵宪庚说，这一群体的学科构成由重大专项涉及到的某项科学问题、技术问题或工程问题决定。因此，在共同科研过程中，很容易实现学科的交叉融合，而这样的融合无论对于项目建设，还是博士后自身的科研能力培养，都必然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主管部门出台一些相关政策。”他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7-11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