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现场嘉宾发言，从右至左分别为陈春声、蒋述卓、童世骏、关爱和。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废除了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制度，恢复了高考。1978年2月，考试入学的清华大学77级大学生走进了大学课堂。 顾德华摄
2012年7月，对于当年的77、78级毕业生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30年前的今天，正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的日子。30年过去，他们如今何在？情况如何？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梦想？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名77、78级学子，重温了他们心中的“中国梦”。
■本报见习记者 彭科峰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又到了毕业季，林志炫的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道尽了莘莘学子在毕业时的依依不舍。
30多年前的今天，在经历过将近10年没有公开招考大学生的漫长岁月后，中央终于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高考。此后，因为报名的人数过多，在半年之后又举行了第二次高考。这就是后来让人所熟知的77、78级毕业生。1982年，60多万名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完成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实现了他们当初的梦想，但整个国家的“中国梦”在哪里？究竟如何实现？
上山下乡之后的高考
最近热播的一个知青类电视剧，以其写实的情节引来众多关注，收视率节节攀高。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两帮知青拿着砖头、木棍，相互叫嚣着准备开战，突然村口的大喇叭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时之间，近百名知青纷纷抛下手中的工具，一溜烟跑回家开始温习功课。“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当年我们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发生。”6月30日，在京举行的“‘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上，一名77级毕业生、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韩清源这样介绍。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回忆说，他是1977年在河南当地参加的高考，当时他已21岁，在77级里算是中等的年龄，“我们那一届小的15岁左右，大的30岁左右”。
“我也是我们家庭的代表，我们家庭在1977年高考当中，弟兄4人全部参加高考，分别在77、78两届进入大学学习，大学毕业之后成立各自的家庭，又有3位77、78级毕业的校友加入到我们家庭，所以我们家庭有7个77、78级毕业的学生，占当时60万毕业生的十万分之一，应当说是一个家庭的代表。”关爱和说，自己大学毕业后继续读研，此后留校工作，在河南大学干了34年。
长江学者、中山大学客座教授许跃生当年则实现了从高考小组工作组成员到考生的转变。他说，上大学以前自己在农村插队，但很想离开农村，于是开始搞点创作写些东西，“因为好像可以通过创作、通过特殊渠道离开农村”。后来写了饶平县知青参加汕头地区汇演的作品，被选为汕头地区参加广东省1976年知青文艺汇演的作品，但后来因故取消，他本人也受到了打击。1977年10月前后，他所在的林场传达可以高考的文件。当时林场有100多名知青，林场还成立了一个高考工作领导小组，他是领导小组的成员。“第一次县里开招生工作会议的时候，林场派我去参加，由于我也符合报考条件，所以我就报名了。因为要回避，接着我就接到通知不能参加下一次招生工作会议了。这样，我从招生工作小组的一员变成了考生。当时陈景润和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影响了全国的学生，所以后来考了中山大学学数学。”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蒋述卓表示，77、78级的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同学们的心胸非常开阔，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大家真是为了中国梦去钻研、去学习的，‘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扎根在心里，每天教室、自习室、宿舍里很多人都在学习，宿舍熄灯以后还要讨论到十一二点。”蒋述卓说，当时他们每天都围绕着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前途而讨论，有时甚至把电视机搬到操场上大家一起看，疯狂地吸收中外的文化知识。
30年后对大学教育的反思
风雨30年，当年的77、78级毕业生后来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的继续在学校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比如陈春声、关爱和等；有人成为记录时代的作家，比如刘震云、陈平原等；有人留学海外从事科研，多年后回国，如知名数学家许跃生；有人下海经商，成为公司总经理……总的来说，这批人大多成为成功人士。他们怎么看待当年接受的大学教育？对如今的教育体制有什么反思？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蒋述卓表示，当时的大学能够形成一种文化，学生在这种文化中得到熏陶，经过4年培养以后，他才真正感受到大学精神。同时，他们的成就也得益于77、78级开放的胸怀和跨文明的精神。正是因为77、78级有这样一种开阔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跨学科跨文明的视野，才使他们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
另外，77、78级的好处和优势在于他们有丰富的阅历，在进入大学之前，他们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好多年，经历比较多，意志力比较强，阅历再加上丰富的文化知识最终造就了他们有很强的能力。“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总觉得学生非常幼稚，他们提的问题很奇怪，或者看问题看得不透，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阅历不足，尤其文科更需要阅历来支撑。”
蒋述卓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怎样进行能力培养确实是大家应该考虑的。能力不足在现代大学生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他们比较注重考试，比较注重背书，上课讨论基本很难，连硕士生培养讨论的风气都很难。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在转型升级的情况下，要在专业知识结构上和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大的改革。
关爱和则表示，30年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的变化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实现大众化、实现完全的学位教育、学会了对大学进行分层次设计和管理。现在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大学怎样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目前大学还是以传统教育为主，很大程度上不适应在经济社会条件下传承文化、发展经济以及培养人才的这种需求。第二，教育发展存在不公平、不平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至今，还有13个省没有教育部的直属高校，还有13个省的高等教育发展不能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在“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成为一个基本的中国发展思路，教育严重不平衡、不公平的现象到了该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春声也表示，新一代的学生缺少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回忆，当年学校的老师要求很严格，但是学生很少，“我的老师一辈子总共培养了6个学生，所以你每天可以跟老师学东西。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有一个很认真很严格的学术训练？书要读，读书笔记要做，读书报告要写，课堂讨论也要做，但关键是老师要看，如果你不帮他写、不帮他看，他就对付你”。
陈春声认为，时下不需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但是需要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变。“用20多年培养起来的教育制度我们用了30年在改，特别是现在教育经费已经占GDP的4%，我们的大学要进入一个相对来说常态发展的阶段。一点点改变就可以了，然后让大家静心去想怎样培养学生。要改变很细微的日常教学制度，然后加强学术训练的办法，让我们的每一个大学慢慢地一步步走到一个常态发展的轨道上来。”陈春声说。
未来的“中国梦”如何实现
作为77、78级的毕业生，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实现了个人的梦想，在各行各业成为专家或者权威。但是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国家、集体的梦想如何实现？我国未来的发展将走向何方？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认为，目前正处于关乎中华民族发展非常关键的时刻，国家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好、对“中国梦”也好，都是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未来10年、20年、30年对中华民族是非常重要的时刻。77、78级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一代，反过来又是责任重大的一代。这一代人也注定是过渡的一代，他们对国家未来发展走向负有责任。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提出，实际上“中国梦”也是个人才强国梦，如果“中国梦”不与重视人才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中国梦”便无从谈起。
韩清源也表示，要实现“中国梦”，发展强国最重要的是教育。首先要教学生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事。“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飞速发展，但是道德水平好像没有了底线，这确实让我们很担忧。”他认为，不管是在大学还是中学的教育当中，要注重加强道德教育，要随时随地潜移默化地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让道德教育生活化。
国务院中国现代服务业重大专项规划协同作业总体组组长汪晓来表示，我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也暴露出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次分配不公、二次分配不公，包括三次分配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改变。
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谢思敏认为，中国要继续往前走，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对症下药。中国现在最缺的是独立的思想，缺的是创造思想、创造新思想的自由。能不能把这个真正转型并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需要放松政府的管制，这是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建立公民社会，要建立一系列的自律性的、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NGO，能够自主、自制、自律。“如果我们有大量的这种组织建立起来，能够替代政府的一些职能，可以说不需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强制实施这些管制，我们就能够加快公民社会建立的过程。”、
“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扎根在心里，每天教室、自习室、宿舍里很多人都在学习，宿舍熄灯以后还要讨论到十一二点。
“中国梦”的大学担当
■本报见习记者 彭科峰
相比“美国梦”有着较为清楚的定义，“中国梦”却无人能够给予准确定义。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华东师大教授童世骏向《中国科学报》等媒体介绍，回顾我国过往的历史，“中国曾经是一个问题”，而现在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的富强和全面现代化，大学必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012年，恰好是欧洲著名学者罗素所写的一本与中国有关的书出版90周年。罗素于1920年10月抵达中国，1921年7月离开，在中国待了10个月，回去以后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问题》的书。
“‘中国问题’这个说法这些年来不大听到了，这是经过非常艰巨的努力才获得的一个巨大成就，因为旧中国曾经是个问题。”童世骏说。
邓小平曾提出，中国一定要进行改革开放，因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高考的恢复，让77、78级学生具有了时代赋予的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如今的77、78级学生眼中，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但是中国还存留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这些方面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仍然会成为一个问题。童世骏认为，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正视中国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并通过现行教育有效解决它们。
“中国梦”要实现，大学需要承担非常关键的职责。罗素出版《中国问题》一书的时候，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是当时仁人志士最重要的使命。“在今天我国进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过程，大学的使命就不应仅局限于发展科技和培养科技人才，它不仅有科技使命，而且有社会使命、文化使命。”童世骏说。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中国能够对世界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在向西方学习它的先进技术的同时，能够发扬中国人特别健康的那种人生观，那种对幸福的理解，那种与人宣传的智慧，等等。”他的寄语与华东师大建校校长孟宪承出版的《大学教育》一书中对大学理念的概括颇为相似。孟宪承把大学理念概括为：智慧的窗口、品性的熔炉、民族与社会的发展。
由此，童世骏认为，中国人总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即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而要实现这样一个“中国梦”，大学应培养更高层次的“中国人”。因此，年轻人不仅应该具有高度的Reasonable，而且应具有高度的rationality，这两个概念都可以翻译成理性，并与现代化中的合理性、现代性等内涵达到统一。
童世骏说：“培养这种品性的人，不能说是今天大学教育的唯一使命，但至少是重要的使命。”
家国之梦
说到梦，其实很多人都有体会，酣然大睡间美梦渐生，醒来却多无从记忆。从古至今，人们用梦来代指一种美好的愿望，一种对于未来的憧憬。因为有梦想，人类社会才得以发展至今。历数每一项改变世界的发明，无一不与发明者的梦想有关。
用周星驰的话说，“人要是没有了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梦想恰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不能没有梦想的指引。记者与陈春声、陈平原等这些77、78级毕业生交谈期间，这些今日的成功者都无比看重求学时的梦想。尽管他们那一代人由于时代的原因，大多怀着改变中国、贡献社会的所谓“中国梦”进入校园，发奋学习，并随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他们在怀着国之梦想的同时，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实现了个人的成功之梦，成为时代骄子。尽管他们的成功有着当时人才匮乏的因素，但大浪淘沙，这些人能够脱颖而出，无疑与他们执著于梦想有关。
回想一下今天的毕业生们，尽管他们的物质条件已经比这些77、78级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对于“80后”、“90后”而言，似乎很难从他们身上找到梦想的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忘记梦想为何物。谈到未来，茫然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对于77、78级的成功也往往嗤之以鼻。在现在很多人眼中，成功的标准无非是车子、房子和票子。诚然，满足个人必要的物质需求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单纯把这些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无疑过于看低自己人生的价值。时代不同，但梦想是一致的。77、78级毕业生以国家富强为自己的梦想，今时今日的年轻人虽然不必上升到国家的高度，但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树立明确的职业目标并为此努力，这样的梦想也是应该有的。有了这样的梦想去支撑，而不是仅仅看重什么样的工作挣钱最快，才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才不至于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失去自己的节奏，或只会满怀着失望的情绪四处抱怨，最终不知所措，迷失了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77、78级毕业生对于梦想的执著、敢于担当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学习的。
家国之梦，有时候仅在于方寸之间。国是由一个个小家构成，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着向上的奋斗目标，同时稳步前行，这个国家也必然会强盛。今日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公平，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绝对的公平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与其多一些抱怨，倒不如多一些梦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完善自己，改变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或许有一天，这些梦想能够成为推动中国前行的力量。（小彭）
《中国科学报》 (2012-07-07 A3 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