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德倩 来源:解放日报 发布时间:2012-6-25 16: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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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迹——记谷超豪先生

谷超豪在莫斯科大学科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作报告。新华社 发(资料照片)

谷超豪教授与学生们在一起。 (复旦大学供图)
 
6月24日凌晨,谷超豪先生远行,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因为患病,先生去年夏天时便已近失语。可就在5个月前的冬日午后,当陈晓漫与吴泉水两位教授带来喜讯:他建言设立的上海数学中心获批筹建,老先生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张开嘴“嗬嗬”连声。“那天,先生特别激动,直到客人走了很久,他仍睁着眼睛,挣扎着想说话,不愿休息。”在谷超豪身边工作了12年的秘书虞彬的记忆里,那是老人最后的声音。
 
而今,斯人已去,天际那颗以谷超豪名字命名的小行星,仍无声闪耀。星迹宛然,星光恒久。
 
“数学和诗一样让我喜欢”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谷先生曾作诗抒怀,“在我的生活里,数学是和诗一样让我喜欢的东西,诗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复杂的内容,用具体的语言表现深刻的感情和志向。数学也是这样,1除以3,可以一直除下去,永远除不完,结果用一个无限循环小数表示出来,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
 
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绝大多数人眼中艰深的“百慕大三角”,却成就了谷超豪生命中的“黄金三角”,60余年求索不息。
 
“说谷先生是一位数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数学领域的战略家,总是能高瞻远瞩地看到数学未来的发展,而且,他总能看到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通过需求来引领数学研究的未来”。谷超豪的弟子,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李大潜说。
 
很少有人知道,谷超豪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参与编制者之一。当时,他和一些学者联合提出数学领域要重点发展微分方程、概率论和计算数学。1958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开辟了星际航行的时代,谷超豪敏锐地看到,偏微分方程研究大有可为。当时,偏微分方程在国际上已有多年研究历史,是数学和物理科学、工程科学沟通的桥梁,而国内的研究却相当薄弱。
 
1959年,谷超豪从苏联留学归国,无论是能力还是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已接近微分几何研究领域的顶峰了,如果继续从事微分几何研究的话,功成名就之日须臾可待。但谷超豪并没有继续微分几何研究,而是带着当时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几个年轻人一起转向了偏微分方程,其中一位,就是李大潜。
 
李大潜记忆尤深的是:“其实,当时国际上数学的主流研究方向还是线性方程,花费两三年时间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可以发很多顶尖的文章。但是谷先生回来后,却把研究方向定在和高速飞行器相关的超音速绕流问题上,属于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这在当时是很难的技术难题,现在仍然是很难的尖端技术问题。他带着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就有了重大突破。15年后,当美国的希弗教授得知这些成果后,大为惊奇,因为他刚刚做完了平面机翼超音速绕流解的存在性证明,想不到这个问题早已被谷超豪解决了,而且由他所领导的集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学习和攀登的路上,谷超豪从来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75岁高龄时,他还一年发表3篇论文;80岁高龄时,他依然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85岁高龄,数学、物理相结合的“现代宇宙论”研究,成了他最新沉醉的领域。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感慨地说:“做数学研究,我有两个特点。一是注意相邻学科对数学提出的问题,希望数学对其他学科能起到作用;二是我喜欢做自己提出的问题,在一个领域获得突破后,我会让学生们继续深入下去,而我会再去做新的东西,在新的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局外人很难理解在数学这片神奇的国土里探索的错综复杂。就像在崇山峻岭中摸索,忽而山途渺茫,忽而峰回路转。你完全可能走了一大段路程后,发现竟然回到了原地;你也许走啊、走啊,突然发现了前人的足迹,原来自己还是步了别人后尘。数学家都想走一条自己的路!”
 
“我情愿肩负历史责任”
 
有人曾这样问谷先生:如果没有那么多社会工作,对您来说是不是会更好?他当时的回答言简意赅:“我情愿肩负历史责任。”
 
1926年5月15日,谷超豪生于温州市区华盖山麓的高盈里。少年时期,他先后就读于温州二中、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1938年,日军侵入瓯江口,水上飞机每日飞临温州城区,每次丢下4枚炸弹。整个城市瘫痪了,人心惶惶。谷超豪所在的学校也被炸毁了,全校师生逃难到青田。敌机的轰鸣声,炸弹刺耳的呼啸声,被炸毁的房子,惨死同胞的躯体……眼前的一切,让少年谷超豪深切地体会到屈辱和愤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少年兴,则中国兴。在学校礼堂里,谷超豪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这句话,让他终身铭记。战乱年代,他投入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和平年代,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成为影响他一切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文革开始后,谷超豪身处逆境,科研被迫停止,但他还是寻找机会做研究。恰巧,国内的一些航天研究者向复旦数学系提出,能否请他去帮忙研究一些问题。经过多方努力,谷先生终于得以参与“超音速弹头附近气流计算”研究。不过,他只能算是“从旁协助”,不算正式成员。那时条件非常艰苦,数学系有一台“719型号”的计算机,大而笨重,占据了一个房间的空间,一秒钟只能算几万次。更要命的是这台计算机没有自动保存的功能。如果题目做了一半停电或者机器故障,资料就会全部作废。为了尽可能在电源稳定的情况下使用这台计算机,谷超豪常常半夜加班,一算四五个小时,一边抓紧计算,一边提心吊胆地怕出问题。最终,任务完成那天,谷超豪望着奋斗多时的简陋实验室,轻轻对自己说,“总算争了口气”。
 
197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访问上海,在复旦大学作规范场理论报告并建议进行共同研究,复旦方面成立了由谷超豪任组长的联合研究小组,不久,即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物理学杂志《物理学快报》为此出了一本专辑,还加了一页中文摘要。在国际著名杂志上有中文摘要出现,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可就在工作取得新进展时,中国科技大学请谷超豪去做校长,这让他犹豫了,担心工作和研究难以协调。在老师苏步青先生的支持下,谷超豪最终赴任。虽然学校的管理工作占据了大多数的时间,但谷超豪尽量利用空余时间做点相关研究工作,积少成多,坚持研究“不断线”。
 
谷先生对“数学是科学的仆人”一说很是欣赏。“数学最使人兴奋之处,就在于可以用它来解说或解答各门学科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又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成就,扩大和充实自己的研究,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2005年,学生和同事们为他做八十整寿,谷超豪笑着说,过生日有“三个愿望”:一是国家发展得更好,二是学习和工作多年的复旦能够成功进入世界一流的名校,三是自己还能再干若干年。
 
“做教师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
 
谷超豪的导师苏步青先生曾这样说,“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苏老说这句话的背景,现已无从考证。但在谷先生看来,自己有很多不如苏老的地方,这句话意在鼓励自己好好培养学生,“选择做教师,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
 
他给自己定出了“三不”原则:不压制年轻人的想法,而要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做;不压制年轻人的发展,鼓励年轻人能够发展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挡年轻人的道。
 
几十年来,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受教于谷先生的学生中,已经产生了李大潜、洪家兴、穆穆等9位两院院士和一大批优秀的高级数学人才。数学所教授陈恕行不会忘记,谷老曾带着他们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整个寒假期间,谷老组织一批上海本地的同学每天到办公室里进行学习和研究。“谷老话不多,但是他每天在那里研究,我们也就跟着他去学习。”陈恕行说,“这是身教。”
 
2005年,谷超豪80高龄,仍带着3名研究生。因为研究工作和身体原因,无法给学生更多指导,他常常对学生说“抱歉”。但这声声“抱歉”的背后却是,老先生仍坚持每个星期至少有两个半天与学生进行讨论,甚至给一些学生开小灶。而这,是不少比谷超豪年轻许多的博导都无法做到的。
 
谷先生尊重学生的学术成果,除非是他个人的研究占到科研过程的一半以上,或做了非常实质性的工作,否则是坚决不肯署名的。洪家兴说:“我在做谷先生的学生时,论文题目的确定和具体做法都是谷先生一手指导的,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曾经,学生主动把谷先生的名字署进论文,被他知道后坚决拉下。至今,谷超豪发表的130篇论文中,近八成都是他独立完成研究的。但无论是李大潜院士对拟线性双曲组的整体经典解的完整理论,还是洪家兴院士在混合型偏微分方程方面的研究,谷超豪的心血都功不可没。
 
“谷先生最关心的是年轻人的学术成长问题。”前天一夜未眠的洪家兴院士神情凝重。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审阅某些青年教师的科研成果时,谷先生总是觉得不太满意。“他常常为这些事一晚上睡不好,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原因何在?如何改变?”2010年1月,谷先生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时,他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信,提议依托复旦大学建设“南方数学中心”,希望“为青年人的迅速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着眼于学生的培养,着眼于数学学科杰出人才的培养,构造和稳定一支具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团队,营造一个真正依科学规律办事的数学研究平台”。
 
今天,数学中心筹建正逐项进行:大楼招投标全部完成,设计方案正在审核中;复旦大学光华楼22层的筹建办公室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面向研究生的暑期学校和多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刚刚举行;从国外请回的3位首席科学家已到岗……
 
谷先生走了,他的心愿正在成真。
 
相关专题:谷超豪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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