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学生和老师的互动上，无论是学习型互动还是社会性互动，211院校的得分都低于985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这是清华大学针对44所高校、4万多名学生进行的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日前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创新教与学：大学教学学术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教授介绍了这项研究结果。
“211”高校学术性、社会性互动都最差
这项研究将生师互动类型分为学习型互动和社会型互动，调查分析显示，在生师社会性互动上，“211”和“985”院校的得分远远低于一般本科院校；而学习性互动上，一般本科院校与“985”院校得分相差无几，但都显著高于“211”院校。“211”院校成为学习性、社会性互动都最差的群体。
该研究采用的样本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2010年投放的“中国大学生学习型投入调查问卷”，共计分析样本45200人，分布在44所全日制本科院校，其中一般本科院校22所，样本数22811人，“211”工程院校15所，样本数15140人，“985”工程院校7所，样本数7249人。
学习性互动包括在课堂上和课外的提问、讨论、思考问题、得到任课老师反馈、和任课老师讨论分数、作业、课堂和阅读中遇到的问题等；社会性互动，则主要指的是在课堂以外，和任课老师、辅导员、班主任等讨论自己的职业计划、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与教师一起参与如社团活动、迎新等课程以外的工作。
史静寰表示，“985”院校在生师学术性互动上表现突出并不奇怪，因为学术性互动具有更清晰的目标和指向，要求师生有更好的学术基础和训练，这是由“985”高校的学术研究特质和生师群体学术能力决定的。
而一般本科院校在生师社会性互动上做得更好，对学生个体社会性能力的成长影响更明显，也表明了这些院校作为教育机构存在的重要价值。
“在高校中，与学生进行社会性互动的责任往往由辅导员、教学秘书等行政人员承担，特别是中国高校特有的辅导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史静寰说。
教师投入教学时间少，科研时间多
史静寰认为，分析“211”院校的生师互动状况不尽如人意的原因，要考虑到他们在中国社会及教育体制中的特殊境遇。“211”院校往往是地方旗舰大学，既是各地本科教育扩招的主力军，又被赋予了发展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责任，还要承担地方发展的领头人角色。
史静寰指出，“211”高校的新教师数量在增多，但又缺乏必要的教师教学能力培训。十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数量增长与大规模扩张，“中国式”高等教育在从精英向大众化阶段过渡的过程中，扩招最初表现为学生数量的增加，进而是教师的扩充。伴随扩招而来的不仅是高校规模扩张，生师比扩大，更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膨胀后教师职业的功能变化。
该研究还表明，随着教师职称的升高，“985”、“211”高校教师投入教学的时间比例减少，投入科研的比例上升，从工作时间的分配比例上看，副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教师用于社会服务的时间比例最少，分别为14.05%、16.31%；无职称教师用于社会服务的时间最多，达27.5%；正高级职称教师用于科研的时间最多，为50.5%，用于教学的时间则最少，为35.12%。相比较而言，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投入教学的时间更多，用于科研的时间更少。
“教育的本质意义是使人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生师的社会性互动是更本原、更基础性的互动。”史静寰呼吁，“211”、“985”高校的任课老师应加强与学生的社会性互动。
加强互动，从拆掉座椅开始
悉尼大学、香港大学名誉教授迈克尔·普罗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外的研究型大学，生师互动也相对较少，研究型大学的教师确实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平衡任务：要兼顾教与学，科研与育人。
据迈克尔·普罗瑟介绍，为了加强生师互动，在香港大学，尽管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教学侧重点，但学校在与教师签订合同时，明确规定教学、科研和社会性互动的比例必须保持在40%、40%、20%，以此来制约教师对于科研、教学和社会性互动的平衡；学生对教师的评估也显得至关重要，评估结果会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资助，评估结果差的教师会遭遇降薪。在大洋洲、英国等地的研究型大学，学校都在重新强调导师制在加强生师社会性互动上的作用，在学术支持以外，也要与学生进行更多的互动。
“要更多的互动，就要呼唤教室的变革。在欧洲、澳大利亚、香港等地的大学，学校像我们现在所坐的这种会议室和教室已经越来越少，改成圆形的讨论桌。”迈克尔·普罗瑟表示，为了加强生师互动，这些大学都越来越强调环境的作用，正在拆除教室里的一排排桌子和椅子，教师和学生都绕着宴会式的课桌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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