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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教师以不同方式远离高校现行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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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再申报课题，一个拒评教授，一个辞任院长 |
李开盛
谌洪果
徐斌
挣扎在“象牙塔”内，很多高校教师感到身心俱疲。项目、课题、考评、指标、论文、职称，几近构成了“卧龙岗上的散淡人”生活的全部。因为这意味着更好的待遇、平台、荣誉、资源。
拼命争夺的，甚至为此大打出手；手握资源的，则可张狂到开房收礼，且过期不候。
然而，终归有些人是不愿为此诱惑，更确切地说是不愿为此折磨的。
累了、烦了之后，他们决定“不玩了”。
他们公开说：不。
这声音虽不振聋发聩，却宛如春夜暗雷，带来一丝光亮。
我不期待这个声明会有多大的改变作用。有些环境与现象我无法改变，但至少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做回我自己。
——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
追随这套标准一路走下去的人，会对这套标准带来的戕害习焉不察。当一个人已从这套标准中不断受益，他就更难自觉做出反思和批判。一个被格式化的人，屁股已经决定脑袋，要想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何容易？要想做出改革和创新的行动，更是痴人说梦。
——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谌洪果
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徐斌
李开盛：
作为见证者，无法保持永远的缄默
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选择在2012年的第一天公布自己的决定：不再申报和参与各级社科基金课题。
李开盛曾为申报课题苦恼不已。
虽然还不到幕后运作，四处求人与打点的地步，却也曾琢磨过哪些课题才能得到评委的垂青，在申报书的字里行间措辞谨慎。
“如果没有课题，你就很可能无法再申报职称，而我目前还只是一个副教授；如果没有课题，你就很可能仍然无法在这个学术体制中获得必要的地位，而我还必须得继续在这个体制中混饭吃。我不是圣人，虽然尽量淡泊名利，但不可能没有一点七情六欲。”
这让他“丧失了自由研究、自由思想的空间与勇气”。
他并不回避课题制存在的意义：可通过资金支持的方式，为学术成果的产生和出版提供路径，是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
“但是，它已经由本来的学术创新推进剂变成了一个拦路石。”这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少有机会享受到来自企业和社会的横向研究课题，政府主导型的资金投入，决定了社科课题多限于为政府服务的领域，科研自主性被大大压缩。
另外，由于硬性评价指标的存在，课题的级别和数量而非内容和质量，成为越来越多的教师、学科和高校的追求目标，“当一个教师或研究人员被置于课题这个指挥棒之下时，他很可能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去读他所想读的书，也无法不受外部干扰地‘十年磨一剑’，思想的火花慢慢地缺氧，最终被窒息。”
作为高校教师、问题的见证者，同时自认是“一个探索心灵与学术自由的人，一个希望社会有所进步的公民”，李开盛说自己“无法对此保持永远的缄默。”
“中国人其实最缺的不是反思，不是批判，而是与自己反思与批判的那些问题保持距离，或是在反思与批判的精神下进行切实的行动。我们愿意进步，但希望进步最好在不触动自己的利益下实现。我们愿意改革，但总希望改革最好由别人来动手完成。”
“我不期待这个声明会有多大的改变作用。有些环境与现象我无法改变，但至少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做回我自己。”
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在自己已走过一生的一半之际，静下心来看几本自己真正想看的书，写几篇自己真正想写的文章。
“这些东西要比教授职称、比课题带来的收入和其他利益更加重要。”
李开盛的这则公开声明引来数千点击。
“猛然发现大学里还是存在有骨气的老师。”一位自称在高校从教近10年的网友评论说。
谌洪果：
风雨飘摇的日子，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
4月23日，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少林对同事林莉红挥拳相向。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而林恰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
数日之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谌洪果公开了自己不参评教授的决定。
2006年，师从贺卫方的谌洪果博士毕业，赴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当年，他即破格评上了副教授。“要按中国大学的学术标准，我再稍微用点力，两三年内要评上个正教授也并非难事。”
但时至同批进校的年轻教师都坐上了正教授的位子，谌洪果却依旧原地踏步。
谌称，早在2007年底“就彻底想通，这辈子坚决不再参评什么教授职称了。”武大教授打人事件，不过为自己公开表达看法提供了契机。
“不想再按这个标准活下去，害怕自己因此越陷越深，自废武功”，是谌洪果做出决定的最直接理由。他担心，现行的评审体制会吞噬自己“残存的”治学能力和独立精神。
尽管承认需要某种评价体系来客观认定大学教师的科研教学水准，但谌洪果并不愿为核心期刊、国家课题、体制内奖项等标准所量化。在他看来，这些外在标准与学术水准并无太多关联，反而容易扼杀一个人的学术生命。
“一方面，它是一种功利机制，视治学如生产，使年轻学者生存压力巨大，无法把才华和知识用在自身的学术兴趣和关怀上；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惰性机制，使那些在其中顺风顺水的学者安享于所取得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不再把心思用在科研和教学活动上。”
他因此拒绝了校长的好意：在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校长建议他先在体制内有所建树，而后借助更高的平台实现更多的改变。
“可是，现实却很奇怪，如果每个在这种机制内谋得一席之地的人，都按照自己的‘如果’获得了实现自己更大抱负的机会，那中国大学的学风、精神和学术产出，早就应该焕然一新了，为什么我所见的情况却完全并非如此呢？”
在他看来，做学问与评教授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追随这套标准一路走下去的人，会对这套标准带来的戕害习焉不察。当一个人已从这套标准中不断受益，他就更难自觉做出反思和批判。一个被格式化的人，屁股已经决定脑袋，要想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何容易？要想做出改革和创新的行动，更是痴人说梦。”
这样的判断，让谌洪果决心“不再把心思放在追逐这种本就已经声名狼藉的教授名声和地位之上”，“抛弃这一切的虚饰和装潢”。惟有这样“才能更加敬业，正视生命中的各种想象和可能，正视你活在这个世间的责任和价值。”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想我还是可以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的。”公开声明的最后，严谨的法学学者露出一丝难得的浪漫。
徐斌：
怀有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4月初，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徐斌的离职演说开始在网络热传。他给自己的演说取名《怀有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在这段获评“有愤怒却不失理智，有妥协仍不忘坚守”的内心独白里徐斌说。
2004年，浙江工商大学成立人文学院。在校领导的动员下，学者徐斌走上院长岗位。三年任期满后，因为“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他获得连任。
“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徐斌说，自己置身其中，越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
他将自己在任六年半来的最大体会概括为：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穷于应付各种指标；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
“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担待社会责任。”
他坦言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是做与说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与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在这种体制中，徐斌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他无法像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
“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
高校现行体制对科研的干扰与附加同样让徐斌痛心不已。在他看来，研究从起点上就被渗入功利因素，研究被严重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
“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徐斌在演说中直抒胸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上任时，徐斌带着杨绛翻译的兰德的《我和谁都不争》而来，“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徐斌说，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以后和大家在一起的将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
徐斌在浙江省社科院工作时的同事、知名律师陈有西，时隔数月后，在微博上看到了徐斌演说稿。
“我想他的悲鸣不是在批判一个大学，而是思考和呼唤中国的学术和良知的回归。 只有告别才有真演说，这是一种怎样悲哀的现实？”陈有西说。
“当下中国，无权者展现出明显的真话情结，真话难觅，不仅在于说话者缺乏勇气，还因为说真话的人知音太少。”数日后，出现在媒体上的一篇评论似与陈有西之问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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