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刘兴诗，1931年出生于武汉。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成都地质学院任教。退休后曾受聘为成都理工大学学科专业建设高级顾问、教授，现任成都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委，海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本报记者 郝俊
“教书匠，爬山匠，爬格匠。”他曾在名片上印下这样一行字，作为自己的“职称”，说这最符合他的身份。
今年5月9日，他度过81岁生日的第二天，记者在北京大学的一间教室内，见到了这位“匠人”。精神矍铄的老者，正要给青年学子作一场讲座。
“要不您还是坐着讲吧。”主持人拉过一把椅子。
他坐下，说了没几句话突然站起身来，声音也随之洪亮起来：“坐着讲没有劲儿，我还是习惯站着。”接下来近两个小时，这位老者不曾沾过一下椅子，在教室过道里前后踱步，边走边讲。讲到激动时，他会振臂高呼。
这位激情昂扬的老人，名叫刘兴诗。也许他真的习惯了行走。他的一生，都在用双脚“丈量”山川大地，然后将山野、江河、草原、沙漠、戈壁、岩溶写成故事，讲给人们听。
少年的磨难和梦想
谈起自己的生平，刘兴诗总要说：“我出生在烽火连天、哀鸿遍地的岁月。”
1931年刘兴诗在武汉降生。父亲刘静是中国最早的兵工专家之一，北伐时期孙中山亲自委任为军事委员。是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三省烽火连天；武汉则被洪水淹没，一时哀鸿遍地。
洪水淹到了家里二楼窗口，尚在襁褓中的刘兴诗由妈妈抱着，跨上父亲带来的一只小船。随后，一家人登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前往上海。洪水一泡，江风一吹，刘兴诗在船上患了小儿抽风症，失去知觉昏迷不醒。
想不到，英国船长走过来，不允许他死在船上，穷凶极恶地指使水手，要把幼小的生命从母亲怀里夺走，扔进滔滔扬子江。船上的中国旅客站起来据理力争，说孩子还没有咽气，不能如此对待他。多亏同船的一位老爷爷，碾碎一颗同仁堂的万应锭，给奄奄一息的婴儿喂下，刘兴诗才哭着醒转过来。
这是刘兴诗生命中的第一个故事，母亲讲给他听，叫他不要忘记，永远反抗帝国主义，感恩人民群众。
后来，一家人又从上海辗转至南京，刘兴诗开始读小学。一天，父亲铁青着脸，带着他驱车来到下关码头，指着一艘军舰要他看。年幼的刘兴诗起初还很高兴，父亲则指着桅杆上的太阳旗说：“你看，这是一只日本军舰，大炮对着我们的首都，你永远也不要忘记。”
听到父亲的话，刘兴诗立刻由高兴变成了憎恨，拾起一块石头扔过去，恨不得一下把军舰打沉在水里。
不久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很快沦陷。刘兴诗一家在敌机扫射下搭乘难民船，逃难到重庆。
成长在民族苦难的岁月里，少年刘兴诗时常会想一些和年龄极不相称的严肃问题。他深信，在抗战烽火中觉醒的孩子，必定有着共同的心声，那就是盼望祖国独立、富强、民主。
刘兴诗在“陪都”重庆一天天长大，喜欢上了读书。他用省下来的零花钱，买了很多的书。如此一来，心中又萌生出另一个梦想，做一个真正的作家，自己也能写书给别人看。
“虽然如此，当时的环境逼迫着我们这些孩子，不能太多考虑自身的瑰丽梦想。”刘兴诗说，少年时的救国梦想，是他此后生命历程的基调。他开始投身爱国学生运动：戒严刚刚结束，就背着许多印刷品，从中美合作所大门口，正在列队集合的特务武装队伍里硬挤过去。
“我们不干，谁干？”
新中国成立了，刘兴诗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日夜梦想的祖国独立、富强、民主，眼看就要实现了。
“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人们都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心情。我的许多同学都是高才生，直接投身到社会激流中去工作。”在刘兴诗的记忆里，那不愧为激情燃烧的岁月。
“处在这个时刻，我还可能去做自己渺小的作家梦吗？不！”刘兴诗高中毕业报考大学，义无反顾地填写下自己的两个志愿：地质，地质。1950年的高考，学校自主招生，刘兴诗报考北京大学地质系，为了保险，又报考了重庆大学地质系。
为何如此坚定地要学地质？他的理由很简单：“国家建设首先需要矿产，地质工作最艰苦、最危险。我们不干，谁干？”
刘兴诗还记得走进北大校门后的“第一堂课”，是在北大地质馆里，接受中央地质指导委员会（地质部前身）代表的欢迎。“旧中国留下的地质工作者，只有100多人。今天你们在座的新同学也有100多人。我们新中国的地质队伍一下子就翻了一倍，真好呀！”这一席话，使他备受鼓舞。
刘兴诗和他的同学们禁不住高声欢呼，巴不得第二天就走进山野，全心全意为祖国奉献青春，“百死而不悔”。
在北大，刘兴诗还请教过诸多自己从小仰慕的大师，朱光潜、冯至、何其芳……“他们严谨认真、民主开明的治学作风，对我的影响之大，思想震撼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野外生涯
1956年，刘兴诗毕业后留在北大担任助教，很快陷入 “反右”的漩涡。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他一次次受到打击，头破血流。1958年，刘兴诗被迫挥泪离别北大。
随后，他调往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不久又辗转至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
由于大学期间的专业调整，刘兴诗的科研方向从地质转向了地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刘兴诗几乎跑遍了全国的山川湖海、戈壁沙漠。他的野外科考基地，则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四川盆地及长江中上游地区、广西红水河上游大瑶山地区、新疆西天山地区。
刘兴诗说，地质队员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不知有多少人默默捐躯山野。然而回顾起自己的野外生涯，他则笑言自己也许不是真正的探险家，没有那么刺激，平平淡淡而已。
“大险没有，小险多少有一些。”刘兴诗开着玩笑，说野外那些衣食住行的故事倒真有一箩筐，“人生一世，曾遇翻车、翻船，再加船上起火，也算小小难得奇遇。可惜还没有遇到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场面，未免有些遗憾。”
有一次，刘兴诗带队攀过一道陡崖，没想到下面是一个采石场，已经点燃了火，立刻就要爆炸。下面的人看到他们，急得大声叫喊。他们挂在崖上干着急，脚下危崖，无法走快。刘兴诗镇静下来，稳定军心，留在后面指挥大家迅速通过。当他最后一步跑出来时，爆炸声惊天动地，飞石如雨落在身后。
“登山须登顶，沿河须穷源，钻洞须到底”，这是刘兴诗野外考察时奉行的原则，也因此遇到不少危险与趣事。
一次在广西大瑶山中，刘兴诗带队攀上一座近100米的陡崖，探查崖顶一个溶洞。从洞形和高度层位判断，刘兴诗感觉和著名的柳城巨猿洞差不多，由此“贪功之念陡然升起”，没多想就带助手爬上去。
扶着岩壁，沿着不足一米宽的石檐小心前行，在距离洞口几米远处，突然发现前面的路断了，必须跨过一个宽约半步的缺口。悬身半空中，如何不胆战心惊？刘兴诗屏住呼吸，稳住神一步跨过，再把队友一一接引过来。“到了洞内一看，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白白锻炼了一下身体和胆量而已。”
还有一次洪水咆哮中，背着沉重的地质背包，经过两座抽光木板、实行封渡的铁索桥。踩着风中不住摇晃的光光的铁索，一步步挪着，来回走了两次。他事后回想起来，着实有些后怕。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他不顾别人阻拦，说：“报效国家，岂有退休一说”，从北京匆匆赶回四川。作为志愿者，一直在第一线研究发震情况，作为灾后重建的材料，曾经两次负伤也不言后退。
刘兴诗的专业是研究第四纪地层学及地貌学，然而在野外行走多年，取得的科研成就却并不囿于这一领域。他说自己“没有别的本领，常常左右联系，从一个学科领域杀到另一个领域。”获得史前考古学和果树古生态环境学两个跨学科的研究员职称。
用第四纪冰川遗迹鉴定的慧眼，刘兴诗破解了分布于新疆伊犁地区天山野果林起源之谜；用古气候和古环境学方法，破解了三星堆和成都平原许多古城文明突然消失之谜；凭着古气候、第四纪地层等学科的扎实研究，破解了长江中上游江北砾岩之谜，并将其命名为“江北期次生胶结砂砾岩”，写进自己的专著和海内外发表的多篇论文中。
从现实起飞
传奇的野外见闻，广博的知识涵养，也许正是这些，让刘兴诗少年时一度点燃又自愿熄灭的文学梦得以继续。
早在14岁时，刘兴诗就发表了第一篇文学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起，刘兴诗相继开始科普、儿童文学、科幻小说创作。由此，他成为解放后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也是世界科幻作家协会第一批中国会员之一。
“如果我不离开北大，也许就会一心一意搞科研了。”刘兴诗说他重拾文学，也算是机缘巧合，不曾想，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上世纪80年代，年逾50岁的他迎来了创作辉煌期。
1980年，他作为中国第一部科幻动画片《我的朋友小海豚》的编剧，获得意大利第十二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荣誉奖以及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
1980年出版的科幻小说《美洲来的哥伦布》，被誉为中国硬科幻流派代表作，先后获奖89次。这部作品中，并没有新奇的技术幻想或者古怪的外星生命，看起来似乎是一篇单纯的冒险小说。其实，刘兴诗探讨了一个严肃的科学方法论问题——“判定性实验”，同时在社会伦理方面有深入思考。
“科幻的荒诞外衣中，应当有一颗严肃的心。”在创作中，刘兴诗秉持着自己的思想原则，提出“幻想从现实起飞”。在他看来，科幻是浪漫文学的一种，是通过“折射”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若不关心现实，科幻作品便丧失了意义。
刘兴诗反对关起门来胡思乱想，编造离奇古怪的故事，认为“科幻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而对于科普创作，他更加强调把科学知识清楚明确地交付给读者，不能故弄玄虚，使读者越读越糊涂，成为一种玄学。
1993年之后，年过63岁的刘兴诗“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创作高峰接踵而至。截至目前，他已在境内外出版222本书，获奖140次。
70岁之后，刘兴诗将创作重心由科幻转向科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讲给孩子”系列被科普界称为“必将成为经典名著”的优秀儿童科普作品。更有出版社评价，每月写作一本书，对于一个年过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本身就是“科幻般的奇迹”。
今年2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刘兴诗凭借科普著作《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二等奖。这本书中，刘兴诗写了自己破解新疆西天山野生果林起源之谜的科研经历。无疑，他践行着自己科普源于科学实践的创作原则。
5月8日，刘兴诗在北大校园内度过了自己的81岁生日。“我这个老头子，要把最后的火都燃得旺旺的。”他不想停下来，去过那种养鸟、养花、看报纸的日子。
他不止一次告诉大家：“我的最后一息，必定是在山野中跨出最后一步，在工作台前写完最后一个字。”
《中国科学报》 (2012-05-21 B2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