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概念常被认为是“西学东渐”之后的舶来品，但事实上，我国西周时即有“太学”之名，汉代太学兴盛，尊崇儒家学说、倡导通经致用，已堪称古代大学的原型，流芳后世的汉唐文明即由此肇始。
四书之首《大学》更开篇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短短十六字，被称为“大学”之三纲，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核心理念。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种种规章制度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明的诸多影响，但“明德”、“亲民”、“至善”的大学精神却始终蕴含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之中，历经战乱祸患、朝代更迭而从未断绝。
20世纪40年代，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全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存的危急时局下，陶行知再次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陶先生继承经典文化精髓而更新两点，将知识者对社会与人民的关怀视为现代大学理念的根本，反映了一代杰出的教育家立足大学教育而关注时代民生的深远眼光。追求真理而厚德爱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千年孕育的情怀，也正是知识分子应有之品格，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与现代大学的精神诉求不谋而合，共同展开了我国大学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新篇章。
显而易见，大学作为知识的集中地，担负着传播专业知识、培养各个领域专家型人才的重任，但是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关键在于其文化价值观和精神境界。高等教育的理想绝非局限于“传道授业”，而更是要引领时代风气之先，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培养善于独立思考、勇于为社会、为人生“解惑”的知识分子。
21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学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校园旧貌换新颜，大楼林立，生源急增，但关于大学精神的探讨却不但不会销声匿迹，反而会越发引人瞩目。梅贻琦先生关于“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金玉之言虽常常如雷贯耳，但在新形势下，如何真正追寻大学精神、铸造大学文化，却往往仍存困惑与忧虑。
其实，对于大学精神的探讨必然不能离开对于中国精神之思考。若将两者割裂开来，将大学视为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的“象牙塔”，或将“精英教育”区别于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共同滋养的精神土壤，那么，再美好的大学精神设想也只能成为无本之木。
现代大学的功能，包括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和引领文化。这一方面是指大学积累了人类先进文化成果的重要成分，具备传承文明成果，传播大学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天然使命。另一方面，它也说明大学通过培养和输出优秀人才，在积极地参与社会文化的建设。大学精神归根结底还仍然是中国精神的有机组成，并且应当是中国精神中最具引领力量、最有先进文化导向性的部分。
大学精神，首先应当是对中国精神的最好的传承。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曾遭遇彻底文化毁灭的国家，中华文明滋养下的文人也同样是一个精神极为顽强的知识分子群体。宋代大儒张载将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总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治学与为人的至高追求在传统文化与传统学人的精神世界里合而为一，奏响了中国文人精神的最强音。作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作为知识与文化的集结地，现代大学首先应当珍惜、借鉴和继承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令中国精神维系不坠。
同时，大学作为文化中心，更应该对社会文化起到积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应该成为引领社会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有生力量。
今人谈蔡元培，往往为“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的振聋发聩之声所鼓舞，其实蔡校长对于大学教育的远见卓识不惟在此。在《教育独立议》中他这样阐释教育的意义：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尽一分子的责任。蔡元培先生在这里十分精辟地指出：教育的最终功能，不仅仅是以文化育人，更重要的是要人们共同参与到对人类文化的建设中来。这是蔡元培先生对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现代解说，也是在这个“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中华文明大发展”的时代，我们尤其应该铭记的。
百余年前梁启超先生振臂呼喊“少年智则中国智”。那么，在时代发展的今天，汇聚了少年与大师、凝结了千百年来先进文化精华的大学，在中国国家文化建设的大浪潮中更加应该当仁不让。大学精神萌芽生长处，当是中国精神之真正未来。 （作者：张华，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兼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入选教育部2008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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