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新红
2012年4月6日，世界三大科幻作家之一艾萨克·阿西莫夫去世20周年。早在上世纪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中文版出版后，就有了一大批的拥趸者，他不仅激发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热情，还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作为世界科幻界的里程碑人物，阿西莫夫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国内科幻作家代表之一韩松说，他本人就是受阿西莫夫的影响走上科幻创作之路，如今阿西莫夫对他的影响不再是小说的情节，更多的是哲学上的思考。
阿西莫夫贡献了一系列思想
《中国科学报》：作为世界最杰出的三大科幻作家之一，您认为阿西莫夫有什么贡献？
韩松：首先，我认为他贡献了一系列的思想，科幻本身有思想试验的特征，阿西莫夫创造了很多想法出来，比如他写“机器人系列”，创造了“机器人学三大法则”、“机器人学”；写“基地系列”，虚构了“心理学史”这门自然科学，即预测历史的方向等，这都开辟了一个时代。
他另一个特点是把科学和幻想以及历史融合得非常好，众所周知，他本人除了是科幻作家还是一位科普作家。科幻不是简单地“穿越”一下就可以了，阿西莫夫的科幻有很多科学的内容，物理的、化学的、天文的等。
《中国科学报》：阿西莫夫对中国科幻的影响是什么？
韩松：阿西莫夫的小说对整个世界影响都很大。例如最著名的“银河帝国三部曲”中，在银河系里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帝国，帝国的分布、人类的分布，当银河要毁灭时，他又设计了“基地”来挽救这个世界。至今许多科幻作品还有这套模式的影子。
同样，很多中国科幻作品都有阿西莫夫的影子。像写机器人题材的基本都受到阿西莫夫影响。最近“80后”科幻作家陈楸帆创作的一篇科幻小说，写了富人家用机器人看护小孩，与阿西莫夫早期的机器人小说很相像，当然陈楸帆小说联系了中国的现实。
阿西莫夫对中国科幻作家创作影响也很大，看阿西莫夫的书，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即激发了对宇宙、人类文明发展的向往，一种对未知的探索，还有人与物的复杂关系、人与机器的复杂关系等等，神秘又深奥。它给我的冲击不仅是一个科学命题或者文学命题，而是小说里提出的哲学命题，即关于什么是存在。
另外，阿西莫夫的创作方法对后来作者有影响，他很会讲故事，故事波澜起伏，激动人心，他特别善于运用科学元素。
《中国科学报》：阿西莫夫的多数科幻小说写于上世纪60年代以前，其中的哲学命题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具体来说，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
韩松：可以说，阿西莫夫在小说中提出的命题至今仍在探索。
以阿西莫夫“机器人系列”为例。机器人到底是机器，还是有人的意识？在阿西莫夫的笔下，机器人是和人一样的存在。有篇小说讲述了机器人看护一个孩子，并有了很深的友谊的故事，早期的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强的自我意识，但这个小孩对看护他的机器人产生很深的感情。孩子的父母不愿意看到这个情景，就把机器人送到工厂拆掉了。后来机器人重生了，再次见到小孩，小孩扑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把小孩搂在怀里。这种关系不再是物质的，与人一样有感情了。
还有一篇小说的主人公苏珊，她有一个新职业，是机器人心理学家。这个就很触动人，机器人怎么会有心理学呢？机器人本来就是一堆电子构成的，但阿西莫夫给予机器人复杂的心理活动，而机器人的心理活动与人不同，是受到人的规则强迫控制。
阿西莫夫创造的“机器人三大法则”让机器人的行为更为复杂了，他就此探讨了很多命题，比如机器人能不能撒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撒谎？机器人为了保护人能不能撒谎？撒谎会不会违反它的定律里的某一条？机器人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状态？阿西莫夫以此来反观人类的生命。这很有意思。
对我个人而言，除了上述的思考，还有他对文明的看法，阿西莫夫认为文明不论多长，都是一个轮回的、循环的，在漫长的历史里，衰落会从一国转到另一国，经历终结、复苏，通过一些办法去挽救等等。这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的很多题材都在表达文明的衰落、复兴，像我的小说《火星照耀美国》中，若干年后文明中国在兴起，美国则衰落。我的另一部小说《地铁》，表达的是人类文明在走向末日的途中怎么来挽救自己。
将小说放在文明的尺度上去考量去叙述，是阿西莫夫给我们这些人带来最大的影响之一， 即把视角放在整个人类的身上。
《中国科学报》：这似乎与另一位科幻作家威尔斯的小说不大一样？
韩松：我认为他们探讨的命题是一样的，比如关于人类最后的走向问题。但气质上不大一样。阿西莫夫小说中看不到那么强烈的毁灭性的结局，对人类未来前景的看法还是光明的，人与机器的相处的最后结局还是好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威尔斯相对而言在政治上、哲学上都比较悲观。
中国科幻缺乏创新
《中国科学报》：中国科幻与国外科幻的不同点是什么？
韩松：中国科幻与国外科幻还存在差距，最大的差距是不能像阿西莫夫那样提出一个特别新的思想，像“机器人三大法则”提出来后，不仅影响整个世界的科幻创作，还影响现实世界的人的观念，比如日本制定了一个《机器人法》。我们现在创作时用的工具和思想，还是这三大法则。
这是西方科幻的特征，他们总是能够提出一个新的、前沿的思想，不断提出新概念。像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提出的观点，人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去创造一个生物出来；威尔斯也提出哲学上新的命题，即人与外星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包括时间机器这个概念都很新。
像这样的一种创新性的思想，中国的科幻特别缺乏。
《中国科学报》：创新性思维也是目前中国科学技术所缺乏的，您认为科幻与科学家、科学技术进展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韩松：事实上，许多科学发明都为科幻预言过。西方的科学家、发明家的思想会受到科幻的理念影响，或许最初他们是想象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最后把科幻变成现实，像乔布斯、谷歌等。科幻就应该是有所预言的。阿西莫夫做的多是大的预言，像机器和人的关系，是未来长期会出现的问题。
当然，从凡尔纳到阿西莫夫，他们所用的科学元素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科学的进步。凡尔纳反映了工业化，可能出现的发明、地理大发现等都在他的小说里有表现，即人类要去揭示世界的秘密。
同样，阿西莫夫所处的上世纪40年代前后，各种新的发明创造出现，包括航天科技的发展，这影响到他写宇宙探险、宇宙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想象。
无疑现代中国特别缺乏这种想象力，科幻是很小的方面，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
《中国科学报》：中国科幻的方向在哪里？
韩松：可以先考察一下阿西莫夫的成长环境，是科学教育的氛围，先进的科学文化氛围，在那样的氛围里很自然地会思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美国科幻之所以发达，与他们的思想开放有关，他们的中学、大学教育都是鼓励学生思考的与老师不一样，鼓励辩论，鼓励奇思异想。
中国科幻要创新，至少要实现以下几点。一是科学的基础。中国科技与世界有距离，中国科幻作家可以从世界范围去获得信息、吸取营养，但缺乏大的氛围，在心理上、实际操作上会有差距，我们依然不是生活在周围都是科学技术那种大的环境中，因为中国科学技术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
二是在科学基础上加入创新的概念。现在国内科幻作品题材上重复，如机器人、宇宙旅行等，缺乏真正的更大胆的想象力，还是在阿西莫夫阴影下。
三是加强现实的元素，让小说反映时代的变化，时代的焦虑。科学技术时时会给人带来很强烈影响，像互联网、手机，对人们的信息处理过程产生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技术带来的变化，科幻作家就要设计与之相适应的一套人文的内容。阿西莫夫不会硬生生地写科技，更主要是写“关系”，最终还要通过人文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在发展科学、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有人文的、社会的研究去支撑，这可能是阿西莫夫给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启示。
《中国科学报》 (2012-04-09 B3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