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佳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3-5 8: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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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社会需要怎样的科学家
 
■本报记者 丁佳
 
选择工作,选择方向,选择项目,选择经费,选择SCI,选择职称,选择各种评奖,选择功成名就……
 
在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科学家已经疲于奔命;但作为社会中的精英,为何公众对他们总是不满意?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科学家?
 
莫将科学家引向名利场
 
“把学校分成重点和非重点,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现在这种过分强调竞争、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风气也刮到了科技界。
 
王海波认为,诸如国家科技奖励等奖项,将科技成果分成了一、二、三等,其实并不科学。“科学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的科技创新都是重要的,然而人为地突出重点之后,就会加重这种高低贵贱的思想,也给了科学家很不好的暗示。”
 
在当前量化打分、崇尚竞争的评价导向下,手中科研经费的多寡、SCI论文的数量等成了认定科学家贡献的“硬指标”,这些指标直接与头衔、职称、待遇挂钩,而功名的高低又意味着能否获得更多资源。“科学家渐渐发现,如果不去追逐名利,就会被边缘化。”
 
“在这样的风气下,大家都去做立竿见影的事,谁还会把科学普及当做分内工作?谁还愿意花力气推动产业发展?更有人为了‘回避’失败,不惜在学术上造假,打破了道德底线,贻误了整个事业。”王海波说,“高低贵贱的思想不破除,自欺欺人的评价机制不改,虽然有人得到了暂时的名利,但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科学家下海?这个可以有!
 
1月31日,南京市出台了九条鼓励和支持科技创业的新政,一时间引发热议。
 
科技人员离岗创业,3年内保留其原有身份和职称;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本单位工作前提下在职创业,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实施企业股权激励及分红激励试点;鼓励全日制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创业时间计入学分……
 
“‘南京九条’冲破了许多阻力,着力解决当前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困难,更希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氛围,引导科技工作者转变思想。”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缪昌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今年的两会上,缪昌文也特别将这个问题写成议案,提交给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相当比例的教授既是学者,也是出色的企业家;今年获得中科院国际科技合作奖的丹麦纳米学家弗莱明·贝森巴赫,同时还是丹麦皇家嘉士伯基金会董事长。但这样的事放在中国,却总显得有些别扭。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研人员的重要责任,但在中国,搞发明的都是中小企业,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缪昌文说,“一方面是科研人员缺乏相应意识;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单位一味追求论文,忽视了成果转化的工作。”
 
因此,缪昌文建议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时,要引导科技人员从实验室里走向社会,营造“创新+创业”共存的科技环境。“当然,政府也一定要对科技创业者进行支持,替他们分担部分风险。”
 
放权给科研单位
 
生态学家赵士洞是个大忙人,尽管已年过古稀,每天还是闲不住。他在中科院碳专项监理组任职,给期刊审稿,还参加了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有时实在没事做了,他还会主动“要”活干。“能把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知识回馈给社会,我觉得很开心。”赵士洞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其实,中科院有不少像我一样的人,但是应该有相应的机制,把我们组织起来,发挥余热。”
 
然而,在当前的科研管理模式下,这样细微的愿望很难被听到。
 
在王海波工作的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科研人员花了30年时间攻克了棉花黄萎病的难题,用了23年时间发现了棉铃虫的天敌——中红侧沟茧蜂。“这些项目都没有花多少钱,但却解决了实际问题。可如果当年我们没有顶住压力,这些项目恐怕根本‘活’不到今天。”
 
但更多的项目没这么幸运。在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下,个别善于“搞关系”的人长期占据大量科研资源,不善辞令的科学家则被排斥。最坏的情况是,“专家变成了看领导眼色说话的‘砖家’,而本应瞄准国家发展需求,致力于解决科学问题的科研单位,也慢慢沦为专门帮助‘红人’拿钱的机构”。
 
“制定战略性、方向性政策是政府的长处,但政府部门对科学家的特长和意愿并不了解。”王海波最后说,“应该减少政府的直接管理,把权力放给科研单位。”
 
《中国科学报》 (2012-03-05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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