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 1088年在意大利诞生以来，现代大学经过九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世界公认的三大功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此观点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必须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必须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一起并列提出，因而引发了国内对大学的第四使命“文化传承创新”的关注。本文从“大学理念变迁与功能的扩展，大学精神与文化面临的挑战，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三个视角对大学文化传承创新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做了一些思考。
一、 大学理念变迁与功能扩展
自大学在欧洲中世纪诞生以来，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大学理念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大学功能也随之由单一的“人才培养”（意法英），扩展到“科学研究”（德国），进而扩展到“社会服务”（美国）。至20世纪大学已经形成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美国著名教育家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曾将这三个阶段的大学理念形象地概括为：大学观——大学是一个僧侣居住的村庄；现代大学观——大学成为一座城镇，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大学理念的每一次变迁和功能扩展都带来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极大繁荣，也带来了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1962年，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研究发现，从16世纪至20世纪，世界科学中心发生了5次大的变迁，即：意大利（1540年－1610年）、英国（1660年－1730年）、法国（1770年－1830年）、德国（1810年－1920年）、美国（1920年——现在），转移周期大约为80年，科学史界称为“汤浅现象” 。
从中不难发现，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轨迹与大学的功能扩展及繁荣轨迹基本一致。在19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间，诞生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家最古老的大学，使得欧洲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教育发达之地。其时，大学崇尚追求纯粹的知识、启发心智，教学育人是其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历史进入19世纪，正当古老的大学面临科学及工业革命严峻挑战的时候，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1806年建立）因赋予其科学研究的功能，强调“研究教学合一”而获得了新生。柏林洪堡大学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便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产生过29位化学、医学、物理和文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得主。德国也因为大学重视教学科研相结合，以及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变成了现代大学制度思想的滥觞，独领科技百年称雄。20世纪，美国的大学博采众长，既继承了中世纪大学重视博雅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借鉴了德国高校重视科学研究的风气，并赋予了大学新的历史使命——社会服务功能，从而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大科学”时代独领风骚。由此可以逻辑推理的是，当历史的车轮步入21世纪，在中国赋予大学的第四功能“文化传承创新”，是否同样会带来中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崛起和世界科学中心、文化中心的转移？历史将会给出确切的答案。
那么，“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是与生俱来还是时代赋予？”，“大学的第四功能是中国特色还是能够得到国际认同？” 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者探索，这里不重点讨论。有学者认为，任何一所大学，自诞生之日起，由于其自身的职责和特性，就决定了其从一开始就承担着文化的使命，只是与大学的其他职能比较起来未被充分认识而已 。对此笔者表示认同，并且认为，与其说过去大学的文化职能未被充分认识，不如说在当今世界大学的文化价值更需要凸显。仅从当今社会在文化方面存在的两大不平衡，即“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严重失衡，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严重失衡”, 就可以肯定，中国的大学亟需肩负起传承、传播与创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使命。中国的大学担当起文化传承创新使命乃时代要求、世界需要，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必将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淡彩的一笔。
对中国而言，高等学校要适应新时期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要求，就要履行好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和使命，传承和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讲：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对世界而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已经证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西方文化也不是称霸全球的灵丹妙药。21世纪的中国必将对人类文化创新做出巨大的贡献。 因此中国大学在履行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时，还应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对世界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展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风采，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努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二、大学精神与文化面临的挑战
学者张德祥认为，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使命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一是建设好大学自身的文化，即大学文化；另一个是大学对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可以称之为大学的双重文化使命 。
既然要承担起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使命，那么大学首先要建设好自身的大化，成为优秀文化的代表、创新文化的策源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大学精神和文化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大学文化本应引领社会文化，现实反而是社会文化“绑架了”大学文化，大学文化日益庸俗化。
如果将大学文化分为精神——制度——物质（包括环境、行为等）三个层面的话，那么，大学精神无疑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是一所大学独有的风格、气质与传统，每时每刻都在熏染着师生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道德情感、行为模式。大学精神又取决于大学的使命，具体表现为大学的愿景、目标、校风、校训等文化要素。当前，大学精神文化面临的首要危机便是亟需找回失落的大学精神，提升大学的文化品位。
大学的使命决定了大学应该具有追求真理、崇尚学术、善于独立思考与批判的精神气质，大学文化应该是高雅脱俗、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然而，现实却是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已经严重侵蚀了大学文化，急功近利与浮躁之风不同程度地存在，学术不端和师德不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江湖中的争名夺利、大学校园中的官气商气等较为普遍。
学者眭一凡将“大学文化庸俗化现象”归纳为四大具体表现： 其一, 官本位。即以官为本、惟官是重、惟官是奉、惟官是从、惟官是大，由此导致攀炎附势、权学交易、俯首听命等拜官主义价值取向, 使大学好似官僚体制的附庸而非学术机构。其二,市侩作风。惟利是图、学商不分、急功近利、钱学交易，庸俗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横行,本应庄严的学术殿堂渐呈浮躁的“ 学店”之像，甚至一些学者“把玩”学术于股掌之上。其三, 学术行为不良。学术诚信和科学精神出现危机。如果说学术造假、剽窃等严重行为还屈指可数的话，那么，论文粗制滥造、东拼西凑, 学术评审的非客观性、近亲繁殖等现象则已司空见惯、数不胜数。大学大失以追求和捍卫科学真理为己任的学术组织及其成员的儒雅大风。其四,犬儒现象。玩世不恭,庸俗之风已经侵入大学的机体，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和侵蚀。一些大学生的口头禅就是“混社会”。
大学文化之所以庸俗化，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大学精神的失落，在光怪陆离、五光十色、充满诱惑的现代大都市里，大学不由自主地迷失了方向，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大学精神的独特本质是“求真育人”。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和知识为目的, 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 对人类素质提升、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推动力的学术组织。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 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 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 是学术勃发的世界 。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称：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
因此，大学要发挥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要求大学必须坚守自身的使命，自觉抵制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和各种诱惑，努力追求真理、追求科学、崇尚学术、涵养精神，坚定不移地守护大学的精神家园。大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心，作为新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创造性源泉，应当以其先进的思想、高雅的文化、崇高的品格影响社会，转移社会风气，引领社会发展。
对理想的呼唤虽然必要，但制度的保障才能长远。“制度”是“精神”与“物质（行为）”的转换器。要想重塑大学高雅的文化品位，必须依靠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这里，笔者无意讨论“大学文化庸俗化”的外部原因，诸如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做崇、市场经济的冲击等，这些因素不但错综复杂，而且靠大学自身在短期内也难以解决。本文仅就大学自身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制度和政策进行一些反思，如：大学的评价机制是否可以让大学不随波逐流？教师的考核制度是否能够引导教师一心求真育人？大学教师的基本收入是否足以保障他潜心教学科研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
以“教师考核与职称晋升制度”为例，其对一所大学的学术氛围、校风学风、乃至精神气质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观众，下文就重点加以分析。
曾几何时，量化考核成为大学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许多大学在教师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时规定：
1.教学：完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好。
2.人才培养：作为导师指导研究生数届。
3.论文与著作：以第一作者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其中被SCI、EI或SSCI等收录数篇。或出版著作、教材若干万字以上。
4.科学研究及成果：
A.作为负责人承担数项省部级以上重大、重点教学科研项目或作为负责人年均承接科研课题经费若干万元。
B. 获得国家教学、科研成果奖或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若干项。或获准数项发明专利。
C.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或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或类似学术技术带头人等。
5.参与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及管理工作 。
这些规定本无可厚非，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它逐渐演变为大学教师教学、科研工作的指挥棒。在上述各项指标中，“1.教学、2.人才培养、5.管理服务”的“量”很容易完成，“质”又似乎很难考核，所以几乎成为人人可以完成的指标而失去意义。相比之下，“3.论文和著作，4.科学研究及成果”数量作为最硬性指标成了教师工作的指挥棒。更有甚者，目前一些大学将科研经费、SCI、EI或SSCI等收录论文数量、获奖数量等作为考核指标层层分解至学院、系乃至教师。为了激励教师的积极性，很多大学还对发表高水平论文、科研获奖等给出了数额不菲的奖励政策。再加上高校教师的收入本来就不高，从事科研本身也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游戏规则如此，也难怪大学教师变得庸俗市侩。凡此种种，必然使得大学校园里重科研轻教学、重名利轻学术、重数量轻质量、重申报轻研究。
近年来，名目繁多的大学排名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重点学科数、博士点数、大师数量、科研经费、获奖数量、论文数量等等因其显示度高而日益成为大学追求的指标。其实，比较一下中外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便可以发现，美国的大学评价更重视教学质量，中国的大学评价更重视科研成果；美国的大学评价更重视资源使用结果评价，中国更重视拥有的资源数量，如博士点数、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数量、院士数等。最近网上热议的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宣传片之争，其实也反映了类似的理念问题。中国大学在做各种宣传介绍时见物不见人，只在乎拥有——有多少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院士、长江学者等，至于这些资源有多少用于培养人才，发挥了多大作用则很少关心；美国大学更在乎使用，凸显人的地位与价值，强调资源为师生提供怎样的服务。
正是这些过度滥用的量化考核与所谓的“科学管理”，以及落后的管理理念，最终导致大学忘记了自己最基本的使命——求真育人！其背后涉及的深层次理念则是如何看待学术职业者？如何考核作为学术职业者的大学教师？
我们知道，大学教师从事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复杂的专业活动，如何有效管理创造性人才和创造性活动的确是一个世界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用简单的“计件”、“计时”或“统一标准”、“一刀切”的方式去管理不同学科专业、多样性的学术活动显然只会抑制创造力。在此方面，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终身职教师的考核为例 ，有一套系统的理念、组织及制度设计。首先有一套严格的考核程序，一般包括校院系多层次、多群体的评估过程；其次，考核重程序严格、公正、透明，但考虑各学科的差异性不设立统一标准，而由各学科自行掌握；第三，非常重视同行评价，尤其是校外专家对申请人学术水平的匿名评审；最后，残酷的“非升即走”的预备期制度“挤压”出了一个专业素质、学术道德很高的教师群体，他们大多富有专业精神、诚信自律，终身以学术为志业，“无须扬鞭自奋蹄”。
再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聘任教授、副教授同样也是校院系三级评审制度 。先由系级招聘委员和系主任组织评审，包括同行匿名评议——结果交由院级审核委员会和院长审核——呈交学术副校长和大学聘用委员会审核。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同行评议，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精心设计。包括：正确、准确地确定申请人所在的专业研究领域。严格的同行选择，保证既和申请人同属一个研究领域，又没有任何私人关系（有个“六不准“规定来约束）。程序上，申请人可以提议同行名单（不一定采用），还可以提希望回避的同行名单（如学术对头）以示尊重。申请人需要提交过去数年的研究总结及自我评价3-5页、数篇代表性论文或著作（没有严格数量要求，一般为5-10篇，不鼓励多多益善，以量代质）送校外六、七名同行评审。
相比之下，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考核制度更看重学术水平、更尊重学科差异，其还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在高校中的中心地位，使教师潜心于教学科研。
总之，当前我们亟需根据大学的四大使命重建大学优良的制度文化，提升大学的文化品位。从大学的评价机制、教师的考核和管理制度改革入手，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根据学术职业的特点进行分类考核、分类管理、人本管理、多样化和个性化管理无疑是发展方向。
三、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
事实上，大学作为围绕高深知识进行活动的学术机构，一直通过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进行着文化的传承创新。但是，育人作为大学最基本的功能无疑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大学的育人效果不仅仅取决于课程学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文化的熏陶和浸染。调查显示，大学生成长的影响因素中，大学文化等潜在课程影响非常大，高出正式课程收获24.3% （图1） 。因此，发挥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必须高度重视文化育人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图1 大学生对大学四年成长影响因素的评价
近些年来，大学文化建设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取得了巨大成效。尤其是自1990年代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素质教育在大学开展以来，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大学的文化氛围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善。再加上各地如火如荼的大学城建设，很多大学校园都美丽如公园。但也面临着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要努力提高大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素质教育自觉 。即大学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深刻认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创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同时，大学要自觉地将文化建设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着眼于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而不是单纯的“专业”人才。这对广大教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主体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接受的主要是专才教育模式，要承担文化传承创新使命、加强文化育人对教师的文化素养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
其次，要正真确立人才培养在大学里的中心地位，真正把育人作为第一要务。如果人才培养、本科生教育在大学里得不到重视，那么素质教育就更无从谈起。因为与一些立竿见影、很容易出成效的工作相比，育人工作是一项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素质教育、文化化人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事业，决不能用世俗功利的标准进行评价和衡量。风物长宜放眼量。前文已经分析，关键仍在于一些大学评价机制、分配机制的改革。
近几年，教育部实施的“本科教学工程”给大家带来了希望。2011年7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的意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战略主题，以提高本科人才水平为核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大教学投入。按照“突出重点、改革创新、继承发展、引领示范”的原则，“本科教学工程”在影响和制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上进行重点整改建设。
第三，素质教育理念的真正落实必将涉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更深层次问题，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更新课程体系与教育内容， 转变教学理念及方式方法等，最终还将触及大学管理体制、组织制度的变革。
令人可喜的是，近些年创新人才缺失引发的教育思考，钱学森之问引发的创新人才培养讨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等等，给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带来了春天。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一些大学在素质教育理念引领下，率先从管理体制、组织制度上改革，探索“素质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01），复旦大学复旦学院（2005），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求是学院（2008），北京理工大学基础教育学院（2007），中山大学博雅学院（2008），西安交通大学本科生书院（2005/06），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2007），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学院(2007)，汕头大学住宿学院/至诚书院 (2008)，宁波大学阳明学院(2008)……。这些改革大都通过各种措施实施综合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以学生为本，目标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最近，教育部已经开始在高校内部选择一些学院，建立教育教学改革特别试验区，以创新人才培养体制为核心、以学院为基本实施单位，开展“试点学院”综合性改革探索。内容主要包括“三改革、一完善”，即：改革人才招录与选拔方式，实行自主招生、多元录取，选拔培养具有创新潜质、学科特长和学业优秀学生。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导师制、小班教学，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改革教师遴选、考核与评价制度，实行聘用制，探索年薪制，激励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完善学院内部治理结构，实行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扩大学院教学、科研、管理自主权 。
教育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崇高事业，文化育人更是一项无法立竿见影、切忌急功近利的事业。作为大学，我们理应高瞻远瞩、满怀理想，着眼于国家未来10年、30年乃至50年的需要，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掌握精深的学术，造就强健的体魄，陶冶恬美的心境，担当起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