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成为关键词；与此同时，民生问题成为当下中央决策层最为关注的问题。
矛盾的是，在国内部分地区为了达到节能减排而拉闸限电扰乱正常生产生活的“强努”措施，凸显了我国各级政府把节能减排与民生对立起来的尴尬局面。
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在于我们长期忽视了节能科技与公众社会行为改变的结合，解决路径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公众”。
技术、管理、政策视角下的节能减排
中国已有的节能减排研究主要从技术、管理或者政策的视角下进行，很少有从行为学视角去了解消费者（包括企业和公众）的能源消费行为。政府部门虽可通过经济措施等影响和帮助解决环境问题，但是要想在不耗尽资源的情况下提高福利，唯一路径是节能和提高能效，其实唯一的方法只能是通过信息传播节能和提高能效，改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以实现环境质量的提高。
美国著名节能专家Lovince指出，节约燃料的成本比购买燃料便宜很多。另一项研究显示，仅仅行为的改变，在不增加硬件投入和管理成本的前提下，就能提高节能效果25％左右。欧盟的研究显示，终端用户能效的减排潜力是52％。
纵观西方国家的绿色革命史，若以“革命主体”区分，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同样表现出最终落脚到消费者/公众的发展趋势。第一阶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学者和NGO倡导，进而推动政府和企业初步认识到了环境保护是怎么回事。20世纪80年代“绿色革命”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主体为“企业对企业”（B-to-B），例如风电场的发展带动了对零部件（逆变器、变压器、齿轮等）供应商、系统集成商产品和安装服务需求的增加。从2000年左右开始，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长，随之产生了许多“企业与消费者”机遇（B-to-C），进入了绿色革命的第三阶段，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主动去购买有益于环境的高价绿色产品，这就促使企业主动调整商业战略、产品组合和营销方式，以充分利用这些新兴的商业机遇。
想不想节能减排，是意识在起作用。目前，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市场主要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工业和污染治理领域。估计到2015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到GDP的7％到8％，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笔者对这个数据的实现度充满信心。
实际上，如何把先进理念转化为有效行动，这才是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的重点和难点。在这方面，瑞典政府设立“能源与气候变化顾问”（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advisor）的实践值得探讨。为应对1974年石油危机，瑞典政府从1977年开始建立能源顾问制度，从1998年开始该制度得到加强，延续至今，瑞典全国290余个城市政府中均设有能源顾问（现为能源与气候变化顾问）。据笔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卡斯塔尔德的观察，这些能源顾问类似于公务员，回答和接待公民针对如何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和交通问题的来访、来电，到中小学、居民住户、企业公司的现场提出节能减排的建议。瑞典政府定期对能源顾问们开展技术培训，并出版实用的读物发放给公众。瑞典能源署每年给予能源顾问的专项经费是1400万欧元，他们的工作每年惠及20万瑞典人。
其他北欧三国也设有相关“能源科技信息传播”的类似制度。据瑞典隆德大学产业环境经济学国际研究所主任Lena Neij教授2011年2月18日发布的《北欧国家建筑能效的政策工具研究》证实，丹麦1992年开始针对国有建筑进行节能知识培训和信息传播。1995年芬兰开始能源专家训练。挪威从2003年开始信息传播与教育计划。
实现绿色经济的路径
经验表明，那些最终成为大国的国家，都最先开始技术创新，并加以最大的利用。伴随着技术上的重大创新，其政治形式、经济形式、社会形式依次发生大转变。比如工业革命带来了现代立宪民主制度；信息技术革命造成了美国IT产业的蓬勃发展和美国式全球化的推进。日本“绿色新政构想”（2009）突出了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主题，提倡创建有利于环境领域投资和环境保护的社会环境。2011年底欧盟“地平线2020”投入38.19亿欧元建设包容、创新和安全的社会。
学术界也已经证实了社会创新的高效率。有关绿色经济的实现路径，可以大致总结为：技术替代派、技术效率派、社会创新派。
技术替代派是低碳创新中的可再生能源派，强调低碳发展中可再生能源替代将起到主导的作用。但是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替代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当今时代不像以前可以用煤替代鲸鱼油、用石油替代煤成为重要的能源来源那样，可再生能源可以替代的传统能源比重是相当微弱的，例如石油很大程度上就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可再生能源在开采与生产中需要能源输入，而且投入的比值要远远大于煤与石油，因此在效率上并不具有很大的竞争性。
技术效率派是低碳创新中的能源效率派。他们认为低碳发展中提高工业、建筑、交通中能源效率可以起到主导的作用。但是研究证明，能源效率提高面临着反弹效应的严峻挑战。总体上的反弹效应，在发达国家可以抵消节约效应超过5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反弹可能超过100%。
社会创新派是低碳创新中的行为变革派，他们认为低碳发展中改变人的行为，减少物质规模增长，可以起到主导的作用。这个创新模式虽然是高效率的，但是实施起来需要三个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社会意识的变革与再塑造，例如从拥有汽车到汽车共享等绿色意识；二是政治精英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行动，用以建设与健全相关的制度；三是在低碳改进的同时，不应该影响既非奢侈也非窘迫的舒适生活。
发现和创新是科技界的灵魂。从邓小平时代我们就明白了：优先搞经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改革可以说是“为了发展”的科学技术。改革开放34年了，我们现在渐渐明白，这种单维的发展观（GDP观）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并不完全，恰恰是目前导致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的一大主要来源。目前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对人们的行为以及市场规范有深层次影响的伦理、文化理性、行为，我们几乎没有关注。除了追求创新和生产力之外，最应强调的大概就是用科技知识服务于社会和公众。
科学技术的成果要与公众发生交流与互动，科技必须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方法、更多的经验共享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推动社会的进步、完善、成熟，这是当代科技承载的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科技与社会融合机制的历史性使命亟待破题。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2-29 A3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