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秦仁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胡宗刚
旧籍新刊，在人文学科中较为常见，而在自然科学中则为鲜有。今有蕨类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在上世纪30至50年代，所著《中国蕨类植物图谱》五卷，经其再传弟子张宪春主持，予以重刊，合为一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诚可贺也。
《图谱》之重印，首先在于其仍有使用价值。在中国，蕨类植物有2600多种，《图谱》所载251种，是秦仁昌当时研究成果之结集，不是新种，便是新分布，中英文描述精当，植物图绘制精准，印刷也相当精美，不仅是鉴定蕨类植物之工具书，还可做艺术品以欣赏。但经过半个多世纪时光，此《图谱》已不易获得，即便偶尔见到，也难窥全豹。张宪春有鉴于此，向北大出版社推荐，获该社重视，不惜重金，以原大八开精装印出。秦仁昌当初分类和命名与今日之分类学已发生一些变化，现名与《图谱》原名不尽相同，张宪春一一列出，便于读者对照使用。
《图谱》之重印，还具纪念意义。中国植物分类学家享有国际声誉者首推秦仁昌，其所创立秦仁昌系统，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并广泛使用。《图谱》前四册之图，出自冯澄如之手，中国之有现代生物科学绘图自其始，其后，几乎所有从事生物绘图者，均为其徒子徒孙。今日中国植物学研究与秦仁昌、冯澄如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使用或欣赏此书之时，想必可以洞悉前辈学人科学精神之所至，景仰之情当油然而生。笔者不揣谫陋，将秦仁昌五卷《图谱》成书经过作一记述，或有裨于今日之读者对中国植物学史有所了解。
第一卷《图谱》出版于1930年，其时，秦仁昌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技师，自1926年开始研究蕨类植物至此已有五年，期间曾往广西作为期一年之采集，故《图谱》中不少新种采自广西。经过几年在国内研究，秦仁昌积累了一些问题，亟须前往欧洲一些著名植物标本馆，以求解决。此时，世界蕨类植物研究权威为丹麦京城大学克瑞斯登生（C. Christensen），1930年春秦仁昌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资助，远赴丹麦哥本哈根，投克氏之门下。临行之前，《图谱》仅编著完成，尚未出版。当秦仁昌抵达丹麦之后，还将该书之图稿，呈于克氏面前，并一同讨论相关问题。是年秋，《图谱》付印，秦仁昌在扉页上加上献给克瑞斯登生之献辞。其云：“献给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博物馆馆长卡尔·克瑞斯登生博士，他通过辛勤劳动完成巨著《真蕨索引》，促使世界蕨类植物学有极大提升和系统化，谨以《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卷敬献给他。”
秦仁昌欧洲之行，还曾访问许多重要植物学研究机构。其后秦仁昌曾自言：“本人出国研究，系考取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管理会）甲等资助，送到欧洲（英国及丹麦居留最久，法、德、奥、捷克等国亦各作一、二月之停留）专攻中国植物，作成专篇，并无读书博取较高学位之意。本人昔日留学国外非为镀金，而为实学也！”（1946年秦仁昌致云南大学函）今人对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游学许多国家而不谋一个博士学位，甚加赞叹。秦仁昌与陈寅恪为同时代之人，只求实学，乃其时之风尚，非仅陈寅恪一人耳。
第二卷《图谱》出版于1934年，此时之秦仁昌回国已有两年，就任于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技师，兼标本室主任。秦仁昌没有重回中央研究院，是因为静生所在胡先骕率领下，其事业蒸蒸日上。此前秦仁昌之研究，也多得胡先骕之支持。吸纳秦仁昌入所之后，静生所研究力量更为壮大。故秦仁昌将此卷献给胡先骕，其辞云：“献给植物学家、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教授。正是在他的带领和倡导下，植物分类学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也正是在他至始至终以各种形式支持下，最有力地保证了《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的编写和蕨类植物学在中国广为传播。谨以《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二卷敬献给他。”
《图谱》第三卷、第四卷，出版于1935年与1937年，此时之秦仁昌受胡先骕派遣，赴江西庐山创建森林植物园，并任该园主任。在此期间，虽有繁重建园任务，但并没有影响其蕨类植物研究，不断有论文发表，还有此两卷《图谱》之完成。秦仁昌将此两册分别献给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钱崇澍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钱崇澍是秦仁昌1915年就读于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之老师，正是在钱崇澍的引导启蒙下，秦仁昌开始对植物学各学科的学习。陈焕镛则是秦仁昌就读金陵大学之老师，当陈焕镛移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还将尚未大学毕业之秦仁昌纳为助教，1926年秦仁昌选择蕨类植物作为研究方向，也得陈焕镛支持，当即偕往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秦仁昌辗转至云南丽江，设庐山森林植物园丽江工作站。1945年抗战胜利，任云南大学林学系教授，后任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学及地植物学研究室主任。调秦仁昌来京城，乃是为完成《中国植物志》中的蕨类植物。1958年出版《图谱》第五卷，此时，社会生活已发生深刻变化，秦仁昌何以还能赓续其前，未见确切史料，难悉究竟。第五卷版式、开本一仍其旧，只是绘图者已不是冯澄如，其图简略、甚至潦草，难以媲美。书之前也没有先前之献辞。此后《中国植物志》逐步展开，《图谱》也就没有继续编著下去。
《中国科学报》 (2012-02-10 B3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