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峰近影
龙年钟声响，科技传喜讯：我国7名科学家荣获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简称HHMI）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占到获奖总人数的1/4，为12个国家之最。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机构，HHMI目前拥有330位研究员，其中13人是诺贝尔奖得主，147人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堪称美国生命科学及其相关交叉学科领域最高水平。28位青年科学家从760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每人将获得65万美元的经费支持。HHMI主席Robert Tjian希望：10年后这28位获奖者能成为各自国家的科学领袖。
我国的7名获奖者为：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晓晨、邵峰、张宏、朱冰，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唐淳，南开大学教授胡俊杰。
青年科学家寄托着中国科技的未来。从今天（2月2日）起，“科技视野”专版推出连续报道，介绍这7名青年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展示他们的科研成果，分享他们的科学理念。
邵 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73年生于江苏淮安，1996年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本科毕业，1999年获得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004—2005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2005年回国，在北生所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开始独立的研究生涯。
其研究领域为病原细菌感染和宿主天然免疫防御的分子机制。自2005年至今，他已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其中在三大顶尖科学刊物《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细胞》（Cell）上发表5篇。
龙年春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的高级研究员邵峰像往年一样来去匆匆：除夕回淮安老家看望父母，初三就回到北京的实验室。
“这样的工作节奏和时间安排，都是纯自发的，从来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39岁的邵峰说，科研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一种工作。“它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永远都跟着你，无形地跟着你。”
名副其实的学术明星
自2005年至今，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三大顶尖杂志上发表5篇论文
邵峰的实验室在北生所的三楼，推开门进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拥挤”：大门正对着的，是他学生的办公室，几排书柜都快碰到房顶；大门右侧单独隔开的，是相对宽敞的实验室；穿过中间狭窄的通道，靠南的大约只有4平方米的小屋，就是邵峰的办公室。
就是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实验室，自2005年建立至今诞生了一系列国际一流的原创性成果，其中有5篇论文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三大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美国科学院院士、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科研副总裁Jack Dixon 如此评价：无论以哪种标准，他都是一颗学术明星。他发表的科研文章，在其领域内极少有人与之媲美。
“我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病原细菌感染和宿主天然免疫的拮抗机制。”坐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不喜言笑的邵峰向记者讲起自己的研究，“什么是‘拮抗’呢？通俗地说，就是病原细菌与人体免疫系统入侵与反入侵的‘战争’。”
他进一步解释说：细菌通过摆动鞭毛侵入人体后，宿主细胞就会通过识别鞭毛，激活一个信号通路，分泌某一类炎症因子，或者招募其他有杀伤力的细胞过来，把细菌尽可能地清除，或者控制在局部范围内。而细菌也是非常聪明的，它往往会用各种方式逃逸宿主细胞对信号通路的激活：或者把自己的鞭毛乔装打扮一下，让宿主细胞识别不了；或者通过一个特殊的通道向宿主细胞分泌一些毒素，作用于信号传导通道里的各个位点，阻断信号的传递，继续“为非作歹”。
“当然，这种分子水平上的‘战争’是异常复杂的。我们的研究，就是针对机理尚不清楚的生物学现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坚持不懈地进行各种可能尝试，直到清晰地阐明细菌入侵与人体免疫在分子层面的机理。”
2007年，邵峰在《科学》上发表文章，揭示了一种在动植物界都非常保守的病原细菌拮抗宿主细胞免疫信号通路的机理，从而颠覆了20多年来科学界“蛋白质磷酸化和去磷酸化是可逆调节”的认识。
2010年，他在《科学》上刊发文章，报道了病原细菌效应蛋白通过直接修饰并失活宿主细胞中的泛素和泛素类蛋白，从而导致宿主泛素信号系统发生全面功能紊乱。这一发现完全出乎国际同行的意料，揭示了一种全新的致病机制。
去年9月，他在《自然》上发表文章，宣布找到了哺乳动物细胞内直接识别病原菌鞭毛的天然免疫受体分子；免疫学家长期寻而未果的这一受体分子，负责激活下游的炎症免疫反应信号通路，对机体拮抗细菌感染至关重要。
去年12月，他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揭示了又一重要发现：病原细菌效应蛋白通过一种全新的半胱氨酸甲基化修饰的方式，使得宿主炎症免疫信号通路中的一个关键分子失去感受上游泛素链信号的活性，进而有效抑制感染过程中炎症反应信号通路的激活。
这些科研成果均在国际同行中引起重大反响，几乎每篇文章都被诸多国际权威期刊列为研究亮点，或作精彩点评；邵峰因此经常被重要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作学术成果报告。“我几乎每周都会收到国内外同行的邮件，或是寻求科研合作，或是索要相关资料。”
全身心投入做科研
如果周末不陪孩子玩，我会整整一周都泡在实验室里
“邵老师确实很聪明，但我认为他高产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科研的激情和投入，下的功夫是一般人比不了的”。2005年本科毕业后就一直跟随邵峰做研究的葛建宁博士说。
邵峰的生活近乎刻板：上午8点到实验室，吃过午饭后继续工作，晚上8点离开研究所；回家后陪孩子玩一会儿，等他10点睡了再写点东西，12点左右睡觉。
“一周基本上6天是这么过的。工作之外，我唯一的事情就是礼拜天带小孩出去玩一下；如果不陪孩子玩，我会整整一周都泡在实验室里。”邵峰说，“这基本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当然，有时候下午会到楼下跑跑步、打打球。”
在实验室里，邵峰并非“甩手掌柜”，而是和学生一起做研究，帮助他们设计实验，解决遇到的问题，分析实验结果。
他们每周一会用一整天开学术分享会。十七八个学生分成两组讨论，每个人都要把实验数据拿出来给大家看，谈谈自己做了什么，有什么新发现，或者碰到有什么问题。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各自发表看法。
分享之外，每周五下午他们还会一起讨论别人的文章。其间邵峰会针对个别的实验单独开会，回答学生遇到的问题；过段时间再碰个头讨论一下：这个实验接下来该怎么做。
在前沿探索中，实验失败或没有进展是家常便饭。“我们这儿也有5年没有学术成果的学生，但我从来不批评他。既然是未知的东西，有可能容易有可能难，只要你是在思考、在探索这些问题就行了。”
日常的实验是“沉闷”，写文章则是“紧张”。“我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写文章、投文章、改文章。”邵峰说，虽然在做课题的时候很投入，但并没有最后的时间限制。“但结果做出来就不一样了，因为竞争太激烈。”他介绍说，国际上同领域的实验室有几百个，其中有竞争力的就超过一百个；同一个问题，往往是几个、十几个课题组在同时研究。“科学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如果你的文章晚投出去一天，就可能发表不了。”
邵峰实验室既出成果也出人才。他培养的3名博士后都已成为国内知名大学的特聘教授，开始创建自己的研究团队；几名博士毕业生，成为国际顶尖实验室的博士后热门人选。
科研是兴趣也是使命
在很多人看来我们的生活既枯燥又乏味，但我自己很喜欢
记者跟邵峰要一张个人照片，他找了半天，才拿出一张7年前的老照片。“如果你们不满意，我再找时间照一张。”他不好意思地说。
“在很多人看来我们的生活既枯燥又乏味，但我自己很喜欢。”邵峰坦言，工作虽然辛苦，但他并不觉得累，“辛苦和累有本质的差别。”
辛苦而不觉得累，原因何在？他的答案是：兴趣。
邵峰非常感激自己的博士生导师——今年68岁的Jack Dixon。“他从来不会问：这个研究有什么实用价值。你做什么、做错什么都没关系，他都不会批评你。他常跟我说的话就是：你只要感兴趣就去做。”
“从导师那里我领悟到：做研究的动力就是兴趣。”邵峰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功利心太强，把研究当成一种手段，很难有大的成就。”
他认为，中国对天文的观察比西方人早得多，而且记录也很详细，但却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学。“因为中国古代的天文观察是为了占卜，纯粹的功利驱使，从来不去分析现象背后的规律。”
对于发文章，邵峰看得很淡。“其实激动人心的时候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的想法得到实验证实，另一个是实验结果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他说，除了学术交流，发文章更多的是一种职业需求：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学生毕业。
“我能取得现在的成绩，也离不开北生所的研究环境。”邵峰说，在这里大家做研究从来不是为了发文章，或者追求评奖、当院士。
“追求科研上的卓越是大家唯一的目标，也是时代和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他说，“卓越就是做别人做不到的，发现别人没发现的，填补重要的科学空白，在国际学术界做出比较重大的贡献。”
“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用的自然科学教材，讲授的几乎全是西方的研究成果。”说到这里，邵峰略显激动，“科学探索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人口大国，有义务而且也需要为人类文明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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