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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唯科研评价体制是从，让更多的研发成果和专利石沉大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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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科学家是瞻 “红娘”为啥撮合不了产学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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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1日，高科技人才正在沈阳工业大学科技园区内的工厂内紧张工作。沈阳市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模式，依托高校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力量为装备制造业搭建平台。CFP供图（资料图片）
做成果转化中间人5年来，朱希铎已经听到类似的抱怨不下百遍了：一家研究所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研究所每年有200项新的科研专利诞生，目前已经累积了千余项专利。几年来，这些专利无一例外都成了“死专利”，放在库存里“已经快要发霉”。
5年前，朱希铎从一家公司老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抱着对企业研发需求的热忱，来到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担任常务副会长，试图通过扮演红娘角色来磨合产学研各方的关系。
近日，他所分管的第109家中关村开放实验室落成。这100多家实验室在5年内已经与企业合作开展276项基础成果转移项目。在欣喜之余，朱希铎更多的是感慨：在转化率低的背后，是成果转化的主体——企业和实验室之间既断裂式的合作，又推诿式的配合。
做生意的和搞研究的是一对冤家
此前与一家实验室的合作让北京伟嘉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峰记忆犹新。对方研发药品的前端一直较为顺利，也都比较符合廖峰的预期，但关键时刻却掉了链子：药品注射到猪的身上，“一点儿不管用”。
经检查发现，是药品的佐剂技术出了问题，“这已是产品研发的后端环节，也是决定药品能否用于生产的关键性一步。”廖峰看到对方实验室已经“不来电”了，便只能请一支工程化技术较高的团队出山救“火”。与这家实验室的合作也就不欢而散。
事后廖峰反思：技术跟不上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科研单位的惰性。“他们做完前端之后就没有欲望再往下做了。”这样下来，他说，“科研与成果转化成了两张皮。”
两张皮的局面并不能全都归咎于科研人员。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马少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在一些横向课题上，科研人员也十分希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当中，但是一些公司的要求却让他难以接受。
一次，一家公司找上他，“开口直接要产品”，马少平先是一怔，迟疑一下婉拒了这项合作。在他看来，科研人员好比是建筑设计师，更多地负责画出图纸，但公司直接要产品则意味着“不仅要交出图纸，还要把房子建出来。”马少平说，“建房子应该是公司的事情，我们要发挥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干各自所干的事情，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朱希铎每天要打交道的，就是这么一对互不待见的冤家。一方是做生意的，另一方是搞研究的，前者看不上后者只会写写文章却不懂市场运作，后者则瞧不起前者眼里只有利润却不问学术；这对冤家不愿让步的合作产物通常是个半成品，卡在了可上市成果产出的最后一步。
谁该往前走一步，谁要先走这一步，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这让朱希铎十分无奈，“产学研叫了这么久，之所以没有太大的进展就在于两边没人敢跃过这一步。”
唯科学家是瞻，更多的是唯科研评价体制是从
因为做的是农业生物技术，廖峰的合作对象更多的是与农业相关的研究院所和高校，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合作时实验室始终占上风，企业则更多的是跟着学术论文后面“瞎跑”。但就在一次疫苗实验的研发中，他发现最终出炉的成果和公司最初所描绘的南辕北辙。
后来，廖峰了解到，这次合作高校疫苗研发相应的论文获得了一项学术大奖，论文也正申请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看到几十万元的经费打了水漂儿，廖峰不禁感慨，最终得到的是有利于研究人员发文章的东西。即便如马少平所说的图纸，“也有可能在实验室的掌控下画偏了”。
中科院高能所网络安全实验室主任刘宝旭说，受制于考评内容，不少科研人员做科研的着眼点在发表科技论文和申请国家专利，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去和企业合作。
“科研院所很难在产学研中起到主导作用。”朱希铎说，在当下的科研体制下，唯科学家是瞻，更多的是唯科研评价体制是从，这样会让更多的研发成果和专利石沉大海。
企业给科学家出题用合同评判
朱希铎眼中的产学研无非这几大块：基础研究、核心技术研究、产品设计研究、样品、中试、试销、大规模制造、大规模销售以及服务。在他看来，基础研究是科研院所实验室要做的事情，甚至一些实验室已经走到了第四步，生产出样品，而企业则主要停留在最后三步。
5年来，朱希铎牵线成功的合作中，大多是拥有较多学术积累的实验室或是有较强研发水平的大型企业，“在最后几步中，谁能往前多走一步，更多地取决于实验室科技成果的积累，以及企业自身科研水平的成熟度。”但这两头毕竟都是少数，“两头小，结合多；中间大，结合少”成了产学研的现状。
朱希铎说，如今的开放实验室合作，与其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主体缺位问题，不如说是进行了主体换位，“让企业给科学家出题。”
“经费是我自己出的，题是我自己立的，我来决定方向、目标、考核、进度、经费、匹配，包括人员的组织，都由我来做。”掌握主动权后的廖峰常常进行阶段性成果的评价，如果最后的成果没能达到最初的设想，等待一方的就是合同的制裁，而非论文的评价标准。
对实验室而言，这样的合作也并没有“吃亏”。马少平向记者透露，在与某家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之前，该实验室一年大概发表的国际论文是30篇左右，成立之后，这个联合实验室一年发表的论文数就超过了60篇，提高了一倍；另外，在国际核心刊物上，以前一年大约有一到两篇的高质量论文发表，现在又增加两倍，三年时间有十多篇论文，还额外申请到了26项专利。
“如果真能让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还可以盘活动辄上千万元的资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樊瑜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重点高校的实验室仪器资源，通常每隔五年就有相应几千万元的资金投入进行更新。而这些昂贵的设备对企业，尤其是一些新兴的中小企业来说，有较大的需求空间，但又是他们自身的资金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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