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 世界著名的肝胆外科学家，我国肝脏外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提出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创立的“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开创的肝癌“二期手术”和肝癌术后复发再切除技术，使我国在肝脏外科领域的研究和治疗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为我国卫生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孟超89岁高龄时在手术台上主刀。新华社图片 王建民摄
编者按 近日，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在人民大会堂主办2012年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来自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6000名研究生新生，聆听了吴孟超、徐匡迪、姚期智三位院士所作的报告。三位院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勉励同学们更加自觉地加强科学道德修养，更加自觉地砥砺品格、磨炼肌体，努力做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严谨治学的厉行者，优良学术道德的传承者，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无愧于青春、无愧于时代的贡献。今天，本报刊发吴孟超院士的报告节选。
我今年91岁了，和在座的大多数同学一样，也是“90”后。我只是一位普通的外科医生，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建立肝脏外科，与肝癌作斗争。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在三个学校里转：首先是马来西亚的光华中学，在那里念小学和初中；回国后考入同济大学附中和医学院；大学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第二军医大学工作。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人要诚实，做事情要踏实，做学问要扎实，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理想，并不断地为之努力。可以告诉同学们，我的目标和理想是：早一天摘掉戴在中国人头上的“肝癌大国”的帽子，让我们的人民健健康康地生活。为实现这个目标和理想，我已经干了半个多世纪。由于我们还没有彻底解决肝炎和肝癌问题，所以尽管91岁了，我还要继续干下去！
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国家争光
我出生在福建闽清一个小山村，因为营养不良，3岁了我还不会走路，5岁时我跟妈妈去马来西亚，投奔在那里从事割橡胶工作的父亲。从上学开始我就跟着父亲割橡胶。割胶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又练就了我灵活的双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正在读初中，那时候经常遭受外国人的欺负，所以心里特别希望咱们国家强大。如果国家强大了，外国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小日本也不敢打到我们国家来了。初中快毕业时，我和全班的同学出去组织演出，将募捐来的钱，经过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会寄给八路军，后来竟然收到了八路军总部寄给我们的感谢信，让我非常感动。我初中毕业后就向父母提出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就这样，1940年春天，我和其他6个同学一道回国了。
经过辛苦的旅途，我们到达云南昆明，那时候的形势根本不让去延安。我和同学们合计着，继续念书吧，就这样，我进入了因战乱迁到云南的同济大学附中，后来又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走上了医学道路。1956年，我听一个老一辈的医生讲，日本的医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他们团的专家傲慢地说：“中国肝脏外科要想赶上国际水平，最少要30年的时间。”我们听了这话下定决心，要证明我们能站在世界肝脏外科的最前沿，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国家争光，为我国的医学争光。
1958年，我们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肝脏外科三人研究小组”，制作出了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提出了肝脏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1960年，我主刀完成了第一台肝癌手术；1963年，我成功完成了我们国家首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使我国迈进国际肝脏外科的前列；1975年，我切除重达36斤的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纪录；1976年，我为一名仅4个月的女婴切除肝母细胞瘤，创下了这类手术患者年龄最小的世界纪录；1979年我参加了美国举行的第28届世界外科大会，报告了181例肝癌手术切除病历，当时会议上有两个国家的报告加起来只有18例。所以，181例对18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确立了我国在世界肝脏外科的领先地位。本世纪以来，我们的肝脏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到临床应用，并且接连取得重大突破，提高了肝癌的疗效。
今年11月15日，我还做了一台手术：一个新疆的13岁的女孩子，肚子鼓得像气球一样。在很多地方看过，大家都觉得风险很大，不敢给她手术。我给她做完B超检查后，也知道风险很大，但是如果不给她开刀，那么大的瘤子发展下去，肯定要她的命。首先，我们给她做了详细的检查，经过两次全院会诊，做了充分的准备，手术那天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两点多，用了6个小时，把瘤子切了下来，我们给瘤子称重，一共是10斤2两！说实话，手术下来后很累，但是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又救活了一条命。
论文我没有参与的一概不署名
1958年，我们“三人研究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进军。我做基础的东西，首先是了解肝脏结构，其次是解决手术出血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大问题。
肝脏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我们吃下去的食物都要经过胃肠消化，然后经过静脉传入肝脏里面，经过肝脏改造以后，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肝脏不同于其他脏器，其他脏器只有一段，动脉进去，静脉出来，而肝脏有4个管道，所以血管非常丰富，手术很容易出血。如果能把肝脏的血管定型，在不同的4种管道里灌注进不同的颜色，血管走向就一目了然。当时条件很差，我们在实验室一干就是4个多月，接连试用了20多种材料，做了几百次试验，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一天，广播里传来了容国团在第25届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单打冠军的消息。我突然想到，乒乓球也是一种塑料，能不能用它做灌注材料呢？于是我就赶紧去买来乒乓球剪碎，放入硝酸里，这次成功了，之后我和同事们一鼓作气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找到了进入肝脏外科大门的钥匙！
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在过去，切肝都是低温下，往病人的肚子里放冰水。因为要阻断肝门，阻断肝门不能时间长，时间长了要坏死。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在常温下间歇阻断切肝，既控制了出血，又减少病人受罪，而且能减少并发症，这使手术的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这个方法到现在还在运用，外国人也在运用。
1963年，我们准备进军中肝叶，中肝叶被称为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做中肝叶手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更需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手术前，我在动物房对动物进行实验观察，一直到确认已经达到了保险系数，才敢决定在病人身上动手术。于是，我完成了第一台中肝叶切除，也正是这台手术，让我们迈进了世界肝脏外科的先进行列。
创新需要有敢于怀疑、勇闯禁区的精神和胆识，更离不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诚信的学风。因为创新不是想当然，那是脚踏实地地去探索，是日复一日的积累。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将诚信作为立身处世的必备品质，早已成为齐家之道、治国之本。诚信既是一种处世的态度，更是一种道德的标识，对社会和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要遵守。
我在这方面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的。在审阅论文时，我对他们的数据都会进行审核，有时候甚至连语言表达方式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还有关于论文署名的问题，我没有参与的一概不署名，没有劳动就不能享受人家的劳动成果，那种不劳而获的事我不干。有时候，他们会说挂上我的名字好发表，我说那更不行，发表论文不是看面子的事情，要靠真才实学，你文章写得好、写得实，人家自然为你发表，打着我的旗号，那是害人又害己。
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1996年，我把自己积蓄的稿费和奖金，加上社会各界的捐赠5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现在已经发展到2000万元。2006年，我把国家最高科技奖500万元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奖励的100万元，全部拿来作为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用。有人问我，为什么自己不留一点？我说，我现在的工资加上国家的补贴、医院的补助，足可以保证三餐温饱、衣食无忧了。可能这就是我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常教诲我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我对学生的要求很严，规定他们必须有过硬的基本功，做到“三会”，这也是我的导师裘法祖教导我的：会做，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讲，博览群书，能够阐述理论，不是吹牛；会写，善于总结经验，著书立作。查房时，我经常逐字逐句查看病例和“医嘱记录单”，对出现错误的既严肃批评，又指导帮助。特别是我们当医生的，所做的一切都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一点马虎不得。这么多年来，我培养了上百名学生，不少人已成名成家了，或者是一个单位的骨干力量，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们！
王红阳院士是我学生中的优秀代表。1987年秋天，在上海召开的中德医学会学术年会上，我发现她头脑很冷静，勤奋好学。不久，我推荐她到德国去留学。其间，我也经常和她保持联系，每次我到欧洲访问，都会抽出时间去看她，了解她的科研情况。后来我对她说：“你要回来，医院给你一层楼，为你建最好的实验室。”1997年，她带着所有的研究成果回国了，当时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单位都争取她，但是她居然将她领先的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落户到我们医院。她在肝癌等疾病的信号转导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重大奖项，发表有影响的论文60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2005年她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她又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我的第一个博士生郭亚军，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回国以后，我很希望他能够帮助我继续研究肝癌的防治工作。在学校要成立分子研究所的时候，我向学校推荐了郭亚军，他现在也已经是一名知名的青年科学家。
回想我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当年的四个选择。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所以，我发自肺腑地感激党、热爱党，发自肺腑地感激军队、热爱军队！（原标题：吴孟超谈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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