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励
●如果我们超越科学主义的狭隘视野，便不难看到，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的精神核心也应该是人文精神。
●当今之中国，科学的时代尚未真正到来，但学术界反对科学主义，呼唤人文精神的声浪却很高。原因在于社会上狭隘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占据了主导地位。
●将科研的动力从明显的功利目标逐步转向探索未知世界这样一个纯粹的科学目标，培养真正的科学精神。
■成励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很长时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
从这个结论出发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后来为什么落后了？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来提：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到16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复杂。在我看来，首先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自身的原因。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提是数学（逻辑）的发展。中国没有建立起数学（逻辑）的体系，而西方的数学在近代远远超过中国，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次，从政治、经济等外部原因来看，封建社会制度的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从狭隘的科学主义视角来看，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种类的科学。人文学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在科学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人文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科学世界强调的是纯粹的客观性，以认识世界为目的，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实证的方法，为各个研究领域建立起严密的逻辑体系，以事实为依据，在价值上保持中立。相反，人文世界体现的则是纯粹的主观性，它以体验世界为目的，依据是价值判断，它不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科学主义者对科学所作的解释以及关于两个世界的划分潜藏着一种危险，那就是：科学与人类其他文化活动的分离，以及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科学主义者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独特性，否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并宣布其在认识上无意义，这在实质上否认了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联。
那么，什么是人文精神呢？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指的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本身的发展为终极目的。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的精神，表现为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的关切与追求，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如果我们超越科学主义的狭隘视野，便不难看到，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的精神核心也应该是人文精神。科学活动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意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丰富知识，发现真理。对真理的渴望，如同对美和善的渴望一样，是人类的本性。勇于追求真理和知识，并为之不懈奋斗，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之一，也是科学作为一项认识活动所体现的最根本的人文精神。萨顿在其著作《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中说：“这种精神并不是新的，它几乎像人类自身一样古老。它充满了整个科学的发展，从早期人类极其简陋的实验直到现代物理学家最大胆的演绎。”他认为，这种精神比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利益更加宝贵，它是“科学的生命”。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科学才成为一项迷人的事业，值得人们全力以赴，用智慧和才能去扩大和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富。
二是赋予人崇高的精神境界。科学活动所体现的对真理勇敢追求的精神，自由探索、勇于批判、大胆创新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类向着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奋勇前进。在这方面，居里夫人的话很有代表性，她说：“我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坚信科学是一项非常美好的事业，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我相信在科学上对未知的热爱和对冒险的追求并不能导致我们时代的没落，相反我认为，这恰恰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希望。”而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评价则堪称经典，他在《悼念玛丽·居里》一文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这就是科学家的理想人格，是科学最根本的人文精神，同时也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科学精神。科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科学精神与艺术、文化、道德相通。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也是不完整的人文精神。
当今之中国，科学的时代尚未真正到来，但学术界反对科学主义，呼唤人文精神的声浪却很高。原因在于社会上狭隘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占据了主导地位。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借科学以图强，科学技术被视为繁荣经济、增强国力的重要途径。 “科学救国”、“科教兴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指向均是科学的工具性与实用性。国家投资科研，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企业注重研发是为了增强竞争优势，扩大利润。科学被赋予了更多的功利性色彩，也日渐凌驾于人文学科之上。这种功利性能够带来直观的利益，同时也有局限性。
首先从长远来看它会影响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功利性的科研目的导致人们轻视基础科学研究，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往往难以用现成的科学技术去解决和预测，需要应用新的科学规律与方法，而新规律与新方法往往是在那些不具备短期效益的、非功利的基础研究中发现的。
其次，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注重的是科学的工具价值，即从科学的效用这个角度来评价科学。把科学看做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看做是为了获得知识。这容易使人们为谋求眼前的利益而不恰当地使用科学，从而导致科学技术的异化，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上述呼唤人文精神的诉求显然有积极的一面。其作用在于提醒人们，科学不是万能的，对它的不恰当利用可能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要从后现代西方社会的“工业文明病”中吸取经验教训。然而这种呼声也体现了人们对科学精神的深深误解，即将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然后同人文精神截然对立起来。
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应该是，将科研的动力从明显的功利目标逐步转向探索未知世界这样一个纯粹的科学目标，培养真正的科学精神。一方面追求纯科学的客观性、严密性和精确性，另一方面，强调科学活动中的人文精神，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真正为人类带来幸福，使科学研究回归它的本质：一种充满人类理想和激情的，与人类自身发展和完善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
（作者系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科学教育系博士）
《中国科学报》 (2012-10-29 B3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