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家，就其身份与活动场所而言，可概分为“官医”与民间的“草泽医”两类。二者间虽有进退出入——即草泽之医或因德艺超群而独受帝王、有司之赏识青睐，或于扩员补缺之际应征仕进，从此变为官身；官医之辈中亦有因业绩欠佳、治疗失误，或碰上减省裁员，或因厌倦名利浮华与束缚而复归草泽者。但从总体上讲，两者间毕竟存在着种种差别。

 

首先，两者的职责不同。作为医生，虽然都要为人治病，但构成“宫廷医学”的机构与人员，除为宫中之人提供医疗服务外，实际上还是国家卫生事业的管理与践行者。这一点从历代“太医”机构皆“掌医之政令”，便可知道其本质乃是主管全国医疗的国家机器。因而在建立医疗保健体制，以政府行为方式兴办医学教育，规范考选制度与行医资格，编纂、整理与印刷医学文献等方面，“官医”往往发挥着“草泽之人”所难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性善论者认为：仁爱之心，人皆有之——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仁存乎于内，谓之仁心；但作为政治家，仅有仁心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其外化成实践中的仁政。所以秉承孔子“为政以德”理念的孟子，在听说齐宣王因心存怜悯而放掉了准备砍头取血、以祭新铸之钟的牛时，便对他说：你对动物尚且能够如此爱护，那么就更应该将这种仁爱之心施于百姓。春秋时期的齐国，在位居“上卿”并被齐桓公尊称为“仲父”之管仲的治理下，取得了“五霸之首”的地位。这固然与该国之赋税之制、钱币管理、鱼盐之法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具有最为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忽视其高度重视民众教化、人文关怀所起到的作用。管子论说其要，谓之“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毋庸详引其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仅从字面上便可看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政策的落实，都不免与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有所关联。因而后世儒臣论政，往往会将施医给药、预防疫病、救治贫病之人，乃至培养医生、普及医药知识等等视为“仁政之一端”。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审视“医学”的整体象时，都会发现它并非仅仅是一门实用技艺、系统的知识——不仅是科学（对于生命活动、疾病原因与过程、药物作用机理的认识等）与技术（各种检查、诊断、治疗方法等）的混合体，还总是和政治密不可分。

 

然而这些“仁政”的实施，需要两方面的要素作为支撑与保障条件：一是推进实施社会化卫生事业与制度构建的权力，二是人类智慧所创造的医疗技艺。如果仅仅只有第一个要件，便只能停留在管子所言：设立专司各方面事务的职官、规定其所应尽的职责，以及在钱财、设施等方面为老幼病残提供特殊的照顾；能够通过“合独”的方式使鳏寡者组成家庭并繁衍后代，却无法解决因不能生育而孤独者的生理疾患。反之，若是仅有第二个要件，那么作为个人或医家群体，便至多只能是通过他们的智慧，不断丰富“医学”的知识与技艺体系；除此之外，最多也就是能在具体的医疗救治行为中，通过良好的医德来体现“医者仁术”的理念而已。因而“权力”与“智慧”、“仁政”与“仁术”间的关系乃是“互动”的，这不仅体现在科学认知与技术进步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与促进的关系，而且还体现在与人类群体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经济、伦理问题上。例如在科学技术尚未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漫长岁月中，如何有效地鼓励生育、促进人口繁衍并减少死亡、促进健康，便是关系到生产力与国防力量的重要问题，故汉代学者将与医药健康相关的知识称为“此皆生生之具”。在法律方面因要确定至人轻重不等损伤后的“保辜”（责任期限）问题，所以先需对各种伤残进行研究、制定等级；在伦理方面牵涉堕胎是否属于谋杀，以及孕期中“流产”与“谋杀”间的时限界定问题。伴随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又逐渐出现了人口控制、公费医疗与医疗保险制度、过度医疗、高额检查费用与药价、器官移植、代孕、死亡定义及“安乐死”等不断涌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所有这些新老问题，通常并不由医学职业群体的成员提出，更不必负责解决，而是需要由社会的管理者来面对与处理。

 

其二，两者的服务对象不同。不仅是直接参与政治的文武之臣，宫廷医生乃至所有侍奉权贵者莫不“伴君如伴虎”，由此决定了官医的行为必然是顾虑重重、禁忌颇多。即便曾是疗效超群的神医，一旦进入宫廷，其手脚也就不再那么灵活了。然草泽之辈则不同，虽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却思想活跃、无拘无束，在面对疑难绝症时，当医患双方达成“死马权当活马医”的契约后，自可放手一搏。故数千年中名医多出此辈；就医学理论之创新、实际治疗技艺之贡献而言，实居官医之右。但又必须看到：作为这种差别的另一面，便是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成之作，往往出自掌握着大量文献资源、能够组织集体力量展开工作，且有政府颁行之力作为保障的官医或其所在机构，从而具有某种权威性并产生广泛影响。由此不仅在学术与学风方面具有导向作用，而且起到了重组知识——通过取舍扬弃，构建“正统体系”的重要作用。因为事实上，个人创立的“新说”，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才可能融入、跻身于医学知识的“主流”与“体系”之中，进而为众人所知、获得认同；从而成为“共识”，乃至继续发展创新的基础。当我们从这样的视角观察与思考问题时，那么究竟是“众说纷纭、各是其说”的状况属于“百花齐放”，还是种种不同之见经过所谓“重组”的过程，所构建成的统一但却不乏创新的知识体系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呢？就“因”而言，显然是前者与前期；就“果”而论，则万万不可看失了后者与后期的重要性。换言之，恰恰是因为有了“草泽医人无拘无束”与“官医之辈中规中矩”两种截然不同，但却相辅相成的行为方式，才真正达成了学术上的“百花齐放”，并由此推动着医学理论与技艺的不断进步，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可以被后人称之为“里程碑”的节点，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阶段。

 

此外还必须注意：虽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华夏大地向以农业文明著称，但实际上作为文明产物的“城市”才是文明成长与发展的中心；一国之中，大大小小的城市固然皆程度不等地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性质与作用，但这些中心中的中心无疑是最高权力机构所在的“首府”、“首都”；而都城的中心，则是“墙内之墙”环抱的“城中之城”——宫廷禁地。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宫廷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禁地”，由此决定其必须具有完备的自身管理机构，以及能够满足各种生活之需、正常运转的服务体系。在这个上至皇帝后妃、相傅百官，下至匠作侍从的“小社会”里，医疗服务自然不可或缺，而且需要是最好的。所以“宫廷医学”便具有了机构健全，管理严格；人才会聚、药材与器具精良——能够利用全国甚至是域外资源等种种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宫廷医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中国医学的最高水平。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由于统治者往往会利用官医职务，绕过正常渠道，安置一些独受青睐、可为“咨政”的特殊人物；或是一些需要施恩封赏，但又没有适当岗位的人物，所以拥有官医身份之人，未必一定精通医学。特别是“掌管医之政令”的高级官员，更是如此——对此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当代的卫生官员往往也是同样如此。另外，一旦身为“官医”，即便是真正的医家，有时也不得不放弃一贯秉承的“治病救人”医德准则，参与政治斗争。这时，医药技艺便成为“杀人不见血”的理想工具——“毒杀”之事并不鲜见。凡此种种，使得从“宫廷医学”的视角观察中国古代医学的“仁术”与“仁政”——知识体系的成长，权力与体系、制度的构建等等，便会很有意思。或者说是全面了解与理解中国古代医学整体之象，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3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