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形成制度惰性，是因为任何制度都是生产性的，它再生产着权力关系与遵从模式。

 

■科研体制中传递机制的日趋复杂，其背后也反映了制度与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在这种扭曲的契约中，无形地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近十年来，中国的科技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牺牲质量与品格为代价的。在真实的科学场域内的表现就是：一方面没有多少真正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科学成果；另一方面，学术不端行为屡屡发生，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泡沫式的学术繁荣背后，隐藏着未来的隐忧，公众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满意度并不高。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痼疾。破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把中国科研环境的构成进行一些细致的梳理与挖掘，基于此，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说到科研环境，大体包括两个层面：制度设置与集体行为。前者就是人们常说的科技体制问题，后者则是科研生态问题。两者相互影响，纠缠不清，这就是科研环境迟迟难以改善的原因所在。在大科学时代，体制问题的作用越发凸显，为了有效扭转这种肆意越界的行为，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适当切割，把病灶隔离出来，解决之途才算开始。为了论述的清晰，笔者先从科研领域的集体行为开始。

 

集体行为是由无数个体基于自身理性选择模式下的行为在宏观层面上的呈现所构成。为了解集体行为的成因，需要先从个体行为选择分析入手。目前，也许中国的科研人员是当今世界上身份最为复杂、也最累的一群人，他们往往要身兼数职。据笔者粗略观察，中国科研人员除了维系日常生活外，主要扮演了如下几种角色：研究人员、管理者与公关活动家，这些身份所占的时间比例大体为五二三。前两者属于本职工作，与安身立命与团队建设有关，后者则是与科研无关的负功能时间。而且，随着科研领域出现的越发严重的垄断与集中现象，整个科研群体用于第三种身份的时间有快速增加的趋势；换言之，科研领域的时间浪费现象愈发严重。这也是中国科技界与国际科技界在科研生态上存在的主要区别。由于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用于其他身份的时间多了，用于科研主业的时间必然会减少，这就是当下中国学人经常感叹的话题：越来越没有时间做科研、越来越累的深层原因。笔者称这种现象为身份的时间割据状态，中国科研效率损失在集体行为层面多源于此。

 

中国科技界由于长期信奉工具理性，导致几乎没有给价值理性留下存在的空间，如此而来的后果就是，科研人员缺乏形而上的追求，在这里唯一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准则就是功利主义原则，其宗旨就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科研的目的。没人敢轻易简化角色，否则你就会快速被学界边缘化，这种科研生态，就如同戴着镣铐的舞蹈，注定是扭曲的，也是无法持久的。

 

造成科研人员的时间日益被割据状态的深层原因就是制度设置出现了问题。科研体制中的制度大多以战略、规划、政策、规则、导向、评价体系等形式出现，它们以隐蔽的形式控制着科研赖以为继的有形与无形资源，这种控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占有与支配。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有力地证明，构成制度的要素在三个方面规训群体的行为，它们分别是：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性要素。对个体的控制力从显性向隐性过渡，控制力也由强到弱。例如，一项制度设置通过规制性力量给科研群体的行动划定明确的行为边界，然后通过规范性要素的导引，引导共同体的行为选择趋向一致性，最后，这些制度构成要素在群体中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认知取向，当这种认知取向一旦固化成为人们行动的背景预设，就演变为新的科研传统，而且很难改变。借用德国哲学家安德斯的说法，就是“隐性的暴力”。其巧妙之处在于，它是通过非常难以拒绝的那种“提供”来实现的。资源和符号是科学场域的硬通货，哪个人敢于或者乐意拒绝呢？由此可知，这三个因素已经能够完全控制科研共同体的行为选择，当群体认知模式与行为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强化制度的延续，这也就是当下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之所以成效不明显的原因所在。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初步明确中国科技体制存在问题的一个大致轮廓。科技体制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举步维艰，究其原因，就是制度惰性问题。所谓的制度惰性，其成因主要由三个因素促成：首先，是制度形成与维持中发生的沉没成本；其次，是一个制度在运行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制度变革的主要阻力；第三，就是长期形成的认知与行为习惯，它导致群体对于变革的麻木。再深入挖掘下去，可以发现之所以会形成制度惰性，是因为任何制度都是生产性的，它再生产着权力关系与遵从模式。换言之，表征制度目标初衷的这些政策本身是可以自我复制的。只要看一下政策在从上到下的传达过程中的展开方式，就不难明白这些内在机制。因为任何一项政策在运行中都涉及政策要素的传递问题，而传递方式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斯特朗等人的说法，主要有两种：关系性传递与符号性传递。

 

由于有了复杂的传递关系，各种政策目的的最终归宿点都要落到科技共同体的行为选择上，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强制性因素得到了有选择的放大与扩散。为了应对这些繁琐的传递机制，科研人员的时间只能选择被制度割据化。当下科研人员每年要经历的没完没了的申报项目，应付无数检查、考核评审、各级行政部门不定期的会议等，哪一个能躲得过去呢？这些活动一路下来，有限时间就被大量浪费，同时让人身心俱疲，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政策传递过程中的必然要求。而越发复杂的政策传递机制，无非是为了实现对群体的有效控制。

 

一个好的科研体制，它的正常运行机制主要是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公平的博弈规则，其本身并不参与具体的管理。这样的体制，由于大幅减少了对于资源的占有与支配欲望，因此，它的制度惰性就比较小。同时，由于无意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培养，因此它的运行效率也就很高，并且能够极大地减少学术腐败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这种模式也会大幅遏制科研人员的公关行为，从而为整个社会节约了宝贵的科研时间。笔者早些年曾比较过两个同形机构的效率问题，发现两个规模与架构几乎完全相同的科研机构其效率差距是相当大的，原来是在两个同形机构内运行的规则不同。凡是那些依靠健全制度提供公平博弈规则来运行的机构，要比那些政策传递过程复杂的机构效率高。其内在原因在于简化，它客观上节约或者取消了科研人员的公关时间。有效时间的增多，自然带来效率的提高，而且科研的生态环境也比较健康，反之则是科研人员劳而无功的低效率。科研体制中传递机制的日趋复杂，其背后也反映了制度与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在这种扭曲的契约中，无形地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从长期看，在制度层面，简化政策传递程序，减少政策制定部门对于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资源的分配权适度分散，它的实质就是制约权力的自我复制与再生产问题，进而缩短政策传递链条的长度，防止政策元素在传递过程中被有选择性地放大或者缩小，防止科研人员对于信号的识别中所发生的时间浪费现象，这才是去行政化的本意所在。从短期着眼，应该最大程度上切割科研人员与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过分勾连，这样既可以节约科研人员的时间，又能够防止产生败坏学术生态的共谋行为。对于违规者要严惩，使公关活动成为最不经济的选择，同时造成自身荣誉的损失。由此，研究者的时间割据状态将趋向于好转，同时身份定位也开始简单化，此时职业伦理与行为操守的要求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从而使科研人员获得心灵的解放与学术的自由。

 

科研环境的好坏，从科研人员所拥有的可自主支配的时间的多少可以作出客观判断，为了科学的荣誉，科技共同体成员也应该主动消减公关活动，做一个纯粹的、干净的科学家。从低处捍卫科学的尊严，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行为。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4-25 A3 观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