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1961年4月12日，27岁的尤里·加加林乘坐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1号”飞入太空，绕地球运行一圈，108分钟后在前苏联萨拉托夫附近安全返回，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50年后的今天，回望人类太空历程，用波澜壮阔来形容并不为过。然而，俄罗斯宇航员尤里·巴图林却公开表达了另一重忧虑。对于过去的50年，他说：“作为宇航员，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50年来，对“加加林是否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的疑问，在欧洲一直传言不断。法国、意大利等国多次声称，有可靠证据表明：在他之前，早有11位先烈舍命太空，加加林只是有幸活着回来的第一人。
2011年3月，巴图林造访中国，从他的系列演讲中可以看出，19世纪40至50年代，是人类太空竞争的“荒诞时光”，有充足的舞台空间，上演着类似的悲情剧。
作为亲历者，在巴图林眼中，太空的神圣和神秘被政治博弈的戏剧化与荒诞情节所取代——历史往往在不经意间被书写。
从核战争到空间战
1945年，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苏联在核力量上陷入被动局面。1949年苏联核试验成功。
就在美苏两国为争夺核优势展开拉锯战的同时，也都力图在其他方面战胜对手。
于是，人类梦想之地的太空成了超级大国竞夺的新空间。
早在1945年，美国就开始对人造卫星技术进行论证。而苏联人则走得更远，在此期间，甚至制定了要将两名飞行员送入太空的计划，并要在三年内也就是1948年实现。这个计划“侥幸”地被搁置了下来，“挽救了载人航天的历史”。
由于正紧张筹备几个月后的火箭发射，这份载人航天计划被苏联国防部搁置起来。计划的提出者看不到“反应”，便直接向斯大林报告，要求尽快实施，斯大林将计划批转国防部。
说“侥幸”，是因为斯大林在报告上并没有留下“手谕”，国防部便再次将计划搁置。
巴图林庆幸地说，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当时的苏联正值战后，对人的生命有一种藐视与茫然，而当时研究水平远远没有达到实现载人航天的程度。如果斯大林在报告中留下明确意见，计划必然被仓促实施，那么载人航天的历史必将从宇航员的牺牲开始。
在这段插曲过后，美、苏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造卫星上。
1952年，美国总统第一次听取了关于人造卫星的报告。1954年，苏联“火箭之父”科罗廖夫向苏联科学院院长提交了关于人造卫星的报告。一时间，谁先把卫星打上天，成为两国竞争的焦点。
1955年，赫鲁晓夫第一次听取了关于人造卫星的报告。科罗廖夫甚至给赫鲁晓夫提建议说：在火箭上装个球，发上去，证明我们是第一个打上去的。
由此可见，当时双方在卫星上的竞争，其焦点是远程武器的运载能力，并非卫星技术本身。
“无法无天”者胜
在发射卫星上，美国人棋先一招。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曾试探性地向赫鲁晓夫提出合作研制卫星的意向，当时赫鲁晓夫并未回复。巴图林说，其实赫鲁晓夫是不知如何作答，因为那时的赫鲁晓夫对太空计划、人造卫星等，所知甚少。
然而，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要遵从的繁文缛节，使它最终落败。
美国最早的卫星计划是一个军事计划——侦察卫星。它的预期目的地是苏联上空。在其运行过程中，要经过许多其他国家。于是美国国内就“合法性”问题展开了争议：这颗侦察卫星在经过其他国家上空的时候，算不算非法进入别国空间？
这个问题无前例可依。于是有关部门甚至给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参考海洋法中关于近海与公海的区分，在天空上区分“近空”与“远空”，以此“合法”发射侦察卫星。
就在美国国内在此问题上纠结不清的时候，苏联却置国际法于不顾，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纪元。
而此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获知消息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好啊，这就有了先例，我们也不用考虑是否违反国际法了。
第二天全球轰动，美国人才发现，自己错失的是一个开创人类纪元的机遇。
几年之后，1961年4月12日，苏联再次向世界证实了自己在航天领域的优势，将加加林送入太空，开创了人类史上又一个新纪元。不到两个月，6月3日，苏联发射“东方红2号”，成功地将另一位宇航员季托夫送入太空。
随着苏联航天优势的确立，冷战进一步升级，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一夜之间树立起来。
同年9月1日，季托夫在发表公开讲话时放出“狂言”：“把我送上天的火箭也可以用来发射核武器，打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至此，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没有合作可能的前景。
“流产”的联合登月计划
1962年2月20日，美国发射载人飞船“水星6号”，航天员欧约翰·H.格伦中校绕地飞行3圈，在大西洋海面安全返回，成为美国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
接到这个消息，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发去贺电，并提出愿意在未来进行合作。
对这一表示，美国的反应非常积极，第二天肯尼迪便拨通了赫鲁晓夫的电话，谈论合作。
合作进展相当顺利，同年3月双方交换信函，6月8日正式达成协议。这是双方的第一次合作。
1963年，美苏双方进行第二次合作。1963年9月，肯尼迪建议，美苏两国联合登月。巴图林说，如果后来没有发生意外，美国、苏联两国的宇航员将使用同一个航天器一起登上月球，共同完成人类史上的又一个新纪元。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11月12日刚刚对联合登月计划进行了批示后仅10天，肯尼迪便遇刺身亡。1964年，苏联国内权力更替，第二次合作就此停顿了下来。
在说起这次“流产”的联合登月计划，巴图林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1969年，“阿波罗11号”成功在月球着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这一年先后有12名宇航员踏上月球，并向地面带回440公斤月岩样品。
至此，美国重新夺回了在航天领域的领军地位。
进入19世纪70年代，美苏两国在合作的同时进一步展开竞争。特别是1975年以后，美苏在航天领域展开了美国占优势的非均衡对峙。巴图林说，在这个阶段，表面合作的背后隐藏着政治、技术竞争，真正的合作几乎终止。
“前景不明”的航天“危局”
“人类的太空历程，有个不好的开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成智如此评价航天史的开端。而面对人类航天事业未来的发展，目前潜心研究航天史的巴图林用“前景不明”表达了一种迷茫。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一直积极寻求与苏联的合作，遭冷遇后，依然屡次尝试。这种颇为谄媚的态度，解释了50多年来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危局”。
在李成智看来，这个危局就是“收益”。美国的谄媚态度也是冲着这个“收益”而来。
尽管人类航天事业的开端颇具火药味，作为“民主”国家，“美国面临的形势比苏联复杂得多”。
以登月计划为例，最初预计耗资70多亿美金，最终实际花费达到265亿美金。“这笔钱花的值不值，美国总统面临着向国内公众作出解释的压力。”李成智说。于是，与苏联的合作成为一个可见收益，合作蕴涵着和平，对美国公众来说可以接受。
在《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中，李成智曾写道：航天技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价值。
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他分析认为，在冷战时期，航天技术的民用价值只是军用的副产品。目前，航天技术面临从政治竞争、武力炫耀，向和平利用的转变。航天技术能否带来和平收益，是其持久、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从未来收益上看，李成智对巴图林对航天事业“前途不明”的说法，表示认同。
多年来，在太空探索的基础上，电视等信号的卫星传输、远程医疗和卫星导航成为现实，人类对气候监测的水平不断提高。
“这些探索带来的收益，目前已经实现。”李成智说，而未实现的收益，在可预见的将来，却看不到明确的前景。
2002年，欧盟批准了旨在取代美国GPS的“伽利略计划”，对其近十年来的进展，李成智用“一波三折”来形容。“30多亿欧元的预期投入，以欧盟的经济实力并不太过昂贵，然而收益上的风险以及欧盟各国利益上的争吵，却使该计划一再拖延。”
类似“伽利略计划”这样让人“怦然心动”的设想，在航天领域并不少见。如在太空中加工芯片、开发更高效核电、太阳能资源等。然而这些设想也只是让人怦然心动而已，其所需成本与预期回报之间仍看不到实现平衡的可能。
谁可以上天
2010年底，俄罗斯出版的一份专业航天杂志将“嫦娥二号”隆重地登载在封面上。
回顾早期的航天竞争，李成智说，由于中国国力较弱，关注的重点只能放在地面上。
上世纪50年代末，在美苏两国航天领域竞争白热化的时期，面对国内的呼声与争议，周恩来就曾明确表示，“我们要先把地面的事搞好，天上的事先缓一缓”。
2007年，美国公布最新的《国家太空政策》，一些分析者认为，这部新的“美国太空法典”比起以往有着更明显的不容他人“染指”太空的霸权意图。“法典”甚至明确表示：美国有权不让任何“敌视美国利益”的国家或个人进入太空。
巴图林说，这部“法典”等于向世界宣称，谁可以进入太空，谁不可以进入，由美国说了算。
对近些年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巴图林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界，在美国之外，也有人可以决定谁可以上天。
《科学时报》 (2011-04-13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