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怀念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一位敢于“顶撞”领导的科学家 |
|
|
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先生1991年4月16日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迄今已经20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指出：侯学煜不仅是一位活跃的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活动家，而且他提出的“生态农业”和“大农业”、“大粮食”观点对我国持续发展农业和保护、建设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我认为他在这些方面对国家、社会的贡献真可谓功德无量。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思想观点的提出并实施，仍然搞“以粮为纲”,整个国家会是什么局面。
侯先生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发现植物分布与土壤性质酸碱度的关系，打破了植被只取决于气候因素的国际传统观点；他最早发现和研究中国的土壤指示植物；上世纪50年代，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后首先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研究室，并成为编制中国植被图的领军人物。他先后带领全国50多个单位、250多位专家对我国的植被情况进行家底调查，历时30年编制出卷幅浩繁的《中国植被》。这也是全世界编制农业植被图的首例。1956年他在巴黎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发表的《中国植被与人类的关系》论文一直被世界各国有关学者引用；他的专著《植物生态地理学的内容任务概念和研究方法》一书被日本著名学者列为主要参考书。他出版专著十几部、论文300多篇。他的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科学大奖。
然而，侯学煜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1963年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期间，他受聂荣臻副总理的嘱托，与人合作写出了长达5万字的《以发展农林牧副渔为目的的中国自然区划草案概要》，初步提出要从15亿亩耕地之外去考虑解决吃饭问题的“大农业”、“大粮食”观点。周总理看后指示要用大号字排印。毛主席看后指示加印4000份作为重要文件发到各省供领导参考学习。1965年他又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的要求，顶着一些人说他是“弄潮儿”的压力，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亲往当地考察，从植物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桂南水稻黄叶病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措施，对当地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文革”中他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他也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学霸”批判。
“四人帮”倒台后，侯学煜迫不及待地投入科学研究，力求夺回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
从1987年7月开始，《人民日报》开展“农业思想讨论”。侯学煜针对“以粮为纲”率先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如何解决中国十亿人口吃饭问题》的文章，着重阐述中国要走“大农业”道路，树立“大粮食”观点。他的一些建议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世纪80至90年代，他比其他人更早地提出了一些生态环境保护的观点，提出的一些问题超前而深刻。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在这方面具有远见卓识。
为了加强国家的环保工作，上世纪80年代成立了国务院环保工作领导小组。侯学煜被聘为高级科学顾问，专门负责国家环保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他又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多次率领环境保护情况考察团前往全国各地调查、视察。每到一地就深入调查研究，然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存在的问题。
侯学煜还是一位十分重视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提出“大农业”、“大粮食”的观点后很重视这些思想的广泛传播。他不辞辛苦到全国各地考察、讲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就维持生态平衡、发展“大农业”等重大问题当面向他咨询。他成为我国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最有权威的智囊人物。
我与侯学煜先生认识是在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我是《人民日报》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参加他们召开的生态环境问题研讨会使我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走在前面的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看到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人们一片叫好。而作为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生态学家侯学煜先生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指出，如果头脑不清醒，不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就会成为后来制约社会发展十分严重的问题。会上，他对苏南地区乡镇企业污染情况调查后所作的报告言辞激烈，情绪激动，显示出一个科学家对国家环境保护问题的忧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进一步了解后，我知道侯学煜还是一个很有个性、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勇于坚持真理，坦诚直言，从不考虑个人得失。1944年春，他与三位古生物学者结伴赴黔西考察。在分头考察的过程中那三位学者被土匪杀害。他得知后立即前往事发地，为死难者办理善后，并追查出土匪掠去的物品。在他的坚持下匪首终于被查办。在对西南地区土壤植被考察的8年中，他曾两次遇到土匪，差点丧了性命。这种顽强斗争的精神后来转化为他在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顽强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就环境问题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还是从一开始就尽量做到减少污染，侯学煜曾与当时主持国家环保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旁边的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他却说：“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坚持真理，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他又说，“如果每个人都不畏权贵，只向真理低头，世界上许多问题就好办了。作为坚持真理的科学家，尤其不能在权势面前妥协退让。”侯学煜敢于“顶撞”领导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上世纪80年代初，举国上下希望早日改变西部贫穷落后面貌。西部地区干旱缺水，少草缺树。为了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一位中央高层领导号召东部地区的青少年收集草种、树种运往西部播种。东部许多城市的青少年积极响应，大批种子运到了西部。但是由于种子的生长发育具有比较严格的地域要求，结果有可能会事与愿违，造成巨大损失。
作为专门研究自然生态的科学家侯学煜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劝阻领导，及时叫停这种不科学的做法。为此，他专门上报建议要求及时停止这一活动，不想这位领导对他的建议不但没有采纳，而且批示说：我们说要尊重科学家和其意见，但是像侯学煜这样就不必了。
据说这个批示传下去后，许多单位尤其是媒体一时间不敢再刊登侯学煜的文章。我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当时他手中有好几个需要发表的建议，我就挑选了一篇他关于“必须保护天敌才能有效消灭草原鼠害”的文章，拿到报社后很快就刊登出来。随后很多媒体也陆续刊登了他的文章，尴尬局面终于改变。侯先生知道此事后说：“我是研究生态的，这种话我不说由谁来说？既然成为科学家队伍的一员，就要按科学家的规矩办事，否则就不配是一个科学家。”他的夫人则对我在他们困难的时候不声不响地给予实际支持表示非常感谢。
这件事后，我与侯先生过从更密。他有什么新的想法，常常打电话约我到他在中关村的院士住宅楼交谈。
一次他跟我说，前不久他去了南方草场进行考察，发现那里由于过度放牧，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为此他要撰写调查报告，通过事实分析发表“切不可滥牧”的建议。
后来得知，此事也受到了压力。但作为科学家的侯学煜依然故我地宣传他的“要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好环境”观点。
《科学时报》 (2011-04-13 A2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