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我国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述了未来10年教育的发展蓝图。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去年11月在“亚洲大学校长论坛”发表演讲时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高等教育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核心任务，坚持走有特色、高水平的科学发展之路，更加重视发展理念的战略性转变，更加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体制机制的改革，更加重视高等教育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助推器”作用。那么，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切入点在哪里？部分高校领导、教授就此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王祖温：我国从1999年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扩招，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国家经济条件等限制，在师资、设备等资源投入方面还存在差距，尽管我国在高等教育规模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高等教育在质量上还未尽如人意，尤其在原创性成果方面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尚有差距。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加快一流大学和重点大学建设步伐，培育一批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造就一批高层次人才，高等教育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质量也不断提高。

 

但是，与世界上一些高水平大学相比，我们还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

 

第一，教育投入不足。我国是人口大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且高等教育的起步较晚，因此，无论在基础上，还是各种资源上，与世界一些高水平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二，拔尖创新人才不足。在创新人才培养上，我国的大学还需要不断努力、开拓创新，以培养出不同领域的拔尖人才。

 

第三，高校办学自主权还有欠缺，受制约因素较多。

 

第四，高等教育存在急功近利现象。造成学术比较浮躁，部分人不能潜心扎扎实实做好人才培养和科技工作。

 

葛晓音：前些年，特别好的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大部分都出国了，特别像北大、清华，几乎就是为美国输送优质研究生的。随着近几年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想留在国内发展的优秀学生越来越多，但每年还是有大批优秀的学生出国，尤其在一些前沿科学领域，我国与国外的确还有不小的差距。至少说明，我国大学的吸引力还不是很够。香港的大学，某些专业的学术水平未必比得上内地的大学，但它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英语教学上，这也是内地大学的一个最大弱项。另外还有一点，无论美国还是香港，大学的氛围更自由一些。

 

葛剑雄：各类教育培养计划的背景，实质是教育经费的增加，但是增加的经费又不足以使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于是就集中资助其中拔尖的、卓越的部分。另一方面，通过计划、项目的方式比较容易看得到成果。但这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只有普遍提高教育质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这就需要普遍增加教育投入，并使一些突击性的、评比性的项目常态化。

 

我个人不赞成用过多的非常规方式。事实证明，各类计划、项目、工程、基地，不是没有成绩，但是要持久发展下去往往就会显得先天不足、后天乏力。希望教育行政部门改变此类做法，更多地对教育实施经常性的均衡的投入。

 

葛剑雄：认为中国培养不出大师，那是过分的焦虑。事实上，大师是需要通过历史来检验的。大师的出现不能寄所有希望于大学，还需要社会环境和机遇。比如，钱学森之所以成为大师，固然离不开大学打下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有家庭熏陶和时代背景的因素。高校培养了10个与钱学森素质相当的人才，到最后可能只有其中一个遇到了机遇，成为了“大师钱学森”。

 

其中，高校能做的就是打基础，培养全人，不仅培养学术能力，还要培养生活态度、基本价值观。比如，哈佛大学的人才培养就非常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不管是哪个专业、将来打算干什么。

 

盛连喜：对创新型人才要有清晰的界定。创新型人才需要一个成长过程，而大学只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阶段之一。培养有创新性思维的人才，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首先老师的教学方式要创新，要让学生有更多自主学习、研讨、交流的机会。

 

王祖温：创新人才成长过程漫长，因而成长环境比较复杂，涉及到个人、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很多方面。个人是否具有培养的潜能和素质，学校教育培养体系是否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生成，政府的政策、体制是否鼓励创新性探索，是否有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每个环节都会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培养创新人才的过程中，高校起到关键的作用。高校需要把握教育理念的更新、教育模式的改革、教育制度的创新等各方面的因素，优化育人环境，建立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

 

高校、政府、社会组成创新型人才成长环境的三个重要环节，三者的统一就在于从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出发，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构建、优化和完善创新型人才成长的培育环境、创业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创新人才培养、扶持和使用方面做到位。

 

盛连喜：教育部在今年的工作要点中表示，要调整优化研究生招生结构，大幅增加专业学位招生比例。我认为方向是对的，但是担心一拥而上。专业硕士应该适度增加，有条件的、国家急需的专业可以多扩一些。

 

王祖温：目前，我国专业学位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要抓住机遇，采取措施，积极促进专业学位教育较快地发展。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正处于调整和转型时期，职业分化愈来愈细，职业种类愈来愈多，技术含量愈来愈高，社会在管理、工程、建筑、法律、财经、教育、农业等专业领域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专业学位教育所具有的职业性、复合性、应用性的特征也在逐渐地为社会各界所认识，其吸引力正在逐渐增加。因此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规模必须相应有较大的发展。

 

葛晓音：清华取消博士生导师评聘制度，让副教授也有机会成为博导。这很正常，海外都是如此，不要说副教授，只要学术水平够，助理教授都可以带博士生；教授不带博士，由副教授、助理教授带博士的情况也是挺多的。我们原来把博士生导师想得太神秘。应该说，这是清华在向国际化靠拢。如果向更多高校推广这种做法，需要注意，不要把“外来和尚念的经”给念歪了。

 

不必担心这种做法会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学生自主选择导师，会从研究方向、科研成果、研究兴趣等多方面来考虑。

 

钟秉林：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目前，我国硕士生入学考试除英语与政治科目实行全国统考外，部分专业课也为全国统考。从实践情况看，这不利于研究生培养单位选拔适合专业需要的、具有学术潜力的学生，不利于高校研究生教育办出特色，更诱发了本科教育的“应试化”倾向，影响本科教育质量的提升和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实际上，国家可以取消部分硕士生专业课全国统考，调整研究生基准学制，将学术型硕士的基准学制调整为两年，并相应降低硕士生培养规格和要求，将博士生学制调整为4至5年，基准学制定为4年。同时，政府和学校可以提高研究生奖助学金发放标准，建立严格的研究生淘汰机制，此外，明确学位授予权属于高校的自主权范畴。允许学位授予单位在政府已经签署的有关国家间学位互认协议框架下自主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国家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实行单一学位证书制度，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不足，学风浮躁，是影响和制约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必须建立更加有效的研究生激励和淘汰机制，下大力气予以解决。一是政府和学校要采取多种办法，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奖助学金发放标准，使得博士生平均奖助学金除学费外能够达到硕士毕业生工作平均年薪的水平，硕士生平均奖助学金除学费外能够达到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水平；二是继续改革研究生奖学金发放办法，建立动态的、激励性强的标准体系以及操作性强的评定办法，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动力；三是建立严格的基于标准的研究生淘汰机制，尤其要引导高校在严格中期筛选和学位论文答辩这两个环节上严格把关，改变目前我国高校研究生淘汰率过低的现象。从国际经验看，没有淘汰的研究生教育绝不会是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直接影响到学风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例如，发达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博士生淘汰率在30%~70%之间，而我国各培养单位每年淘汰的研究生基本上是个位数，两者之间的反差极大。政府和社会应支持实行严格的研究生淘汰制度，多方合作，做好淘汰研究生的就业安置和心理疏导工作，努力在研究生中间培育一种奋发努力、严谨求真和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

 

 

葛晓音：有些人抱怨，现在大学培养的人才并不“实用”，无法与市场接轨。其实不然。如果把大学当成职业培训场所的话，那是完全错误的，太实用主义了，扭曲了大学的本质。大学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健全的人，使学生在某一学科的学习中培养学习的能力、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若干年以后，会把大学学到的具体知识都忘光了，但是大学给予的能力培养、素质培养和精神熏陶是一辈子受益的。“无用才是大用”，一些看起来不实用的东西，将来会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

 

在日本的大学，传统学科是一成不变的，尽管也会设置一些新的学科，但都会放在新的学部中，不会掺杂到传统学科中。大学生的职业能力要靠毕业后企业的职业培训，这是大学生进入社会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这不是大学的职责，而是企业需要做的工作。

 

钟秉林：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大学已经逐步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这就给大学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发展学术、在办好大学的同时，一定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人才培养特别是科学研究过程中，如何更多关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面向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作一些调整。

 

大学的核心是学术，与此同时，大学的人才培养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或超前性。对于目前可能没有什么社会需求，但作为基础类的研究，我们必须要进行人才和技术的储备，我们要保证这类人才的培养，而不能完全受社会需求的影响，因为社会需求是离现实很近的。这是一个悖论，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把握这个度，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学生毕业之后，走上社会这个阶段也很重要。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大学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这跟学校的定位和目标有关系。比如一些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职业学校，可以在技能方面、在实践能力方面多下点功夫。而对一些培养学术型人才的高校，一方面确实要重视实践能力，因为这种能力也是一个人才必须具备的，另一方面要培养学术能力，这就涉及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之间的度的把握，这很关键。

 

 

王祖温：常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因此，提高教育质量是永恒的主题。

 

一要健全高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机制。建立高校内部教育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加强国家对教育质量的监控。

 

二要加大对高校的投入，包括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及保证。

 

三要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从政策上引导高等学校立足实际办出特色，坚持走有特色、高水平的科学发展之路，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四要完善对高校的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考核制度，营造有利于教师潜心治学、开展教学研究的环境。

 

五要加大高水平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力度，进一步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六要加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优化组合教育资源，促进一流大学和国家重点建设的专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拔尖创新人才。

 

盛连喜：大学的办学特色非常重要。现在很重视行业大学的发展，这是对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有很鲜明的人才培养特色和发展空间。

 

一所大学有没有特色，还在于大学管理者有没有自己的办学理念，能不能按照教育规律、学校历史、专业特长来推进学科建设，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目前，我国的大学都注重形成自己的特色，关键还是要搞好发展的设计，不要盲目攀比。

 

办大学不能急功近利。有些公益性专业暂时遇到一点困难，也要坚持下去。比如拉丁文是学生物科学的基础，但现在大学生物系没几个开拉丁文这门课的。教师的缺乏就是一个因素。特色的形成是需要积累的。

 

大学校园应该是一个充满学术争鸣、研究的活跃舞台，高校管理者应尊重来自学者、教授对学术的不同见解，这样的大学校园环境才是学生眼中的“理想之大学”和高校领导为之奋斗的“大学之理想”。

 

郑永扣：《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我国未来10年要着力解决的问题，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了这一要求。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按照《规划纲要》，我国2020年高校毛入学率将达到40%。从规模来看我国属于高等教育大国，但教育质量确实需要提高，在这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我认为，我们应该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加强学科建设。学科是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功能的基本载体，高水平大学必须有高水平学科作支撑，所以学科建设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

 

第二，积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我国大学目前的管理体制、机制，用高水平、现代化的管理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第三，着力营造和培育优秀的大学文化。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一所好大学必定有优秀的文化。优秀的大学文化包括先进的教育理念、卓越的大学精神、优美的校园环境、高雅的校园文化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等。

 

第四，积极发挥大学基本功能。大学的基本功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学要积极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高水平大学更需对社会作出较大贡献，通过贡献彰显大学的价值。

 

 

盛连喜：评价高等教育的质量要考虑所处的时代，不能简单认为目前的质量下降了。现在高校培养的学生与时代发展基本相适应，不能以老眼光看待现在的大学生，我们是在更高目标下谈我国人才培养质量。

 

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呢？首先，现在学生要学的东西很多，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有所减弱，应该努力打牢基础，特别是本科教育阶段。

 

其次，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减弱，工科也有理科化倾向，对社会、行业的发展了解不够，不利于真正的创新人才的培养。希望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指导，推动建立起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人才的可行模式。

 

第三，大学文理交融不够，理工科学生思维不够开阔而文科学生的思维又过于发散。所以，我一直不主张在高中搞文理分科。在目前这种现实下，大学要增加人文素养培养的比重，增强学生的好奇心和独立思考能力。

 

衡量大学的教学质量，要看科研、论文的多少，更要看人才培养的质量。

 

王祖温：所谓“特色”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

 

首先要科学定位。高水平的大学切忌贪大求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先为有后为。任何一所高校，如果有几个或只有一个学科专业是很有特色的，那么这个学校在社会上就会有很高的知名度。世界上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做到每个学科都是一流。

 

高校办学特色是高校在特色领域长期办学、不断钻研和积累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不能根据某些排名改变学校的特色，贵在坚持。

 

高校的办学特色可以体现在办学思想、目标定位、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校园文化等方面。

 

高校办学特色要符合国情，不能违背教育规律，不能功利化办学；要结合自身实力和社会需求，不能攀比、盲目发展。

 

科学定位、办出特色是世界高等教育形势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特色办学能够成就高校竞争力，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有利于把我国的高等教育推向世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的评估指标体系中，办学特色为一级指标之一，充分体现水平评估对办学特色的高度重视和科学引导。

 

特色是高校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基础，高校的办学特色不可或缺。没有特色就没有活力，没有活力就难以发展。

 

郑永扣：衡量我们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是，能否培养高素质人才，能否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能否提供高效益的社会服务，能否推动国家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能否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能否推动社会文化繁荣。

 

办什么样的大学、如何办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是办学需要明确的基本问题。先进的办学理念应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尽管高校的特色各有不同，但优秀的办学理念往往是相通的。

 

《科学时报》 (2011-3-22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