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发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定位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为北大、清华，其余“985工程”高校定位为国际知名大学。自此之后，世界一流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一大话题。
全球范围内进行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机构很多，排行榜也很多，不同排名机构的世界一流大学定义略有不同，但多数主要是从学术研究角度界定的。随着SCI、SSCI等一批学术数据库的成熟，基于若干科学计量学指标量化界定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日益普遍，比如上海交通大学评价体系中，校友获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数量权重为10％、教师获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数为20％、HiCi科学家数为20％、《科学》和《自然》论文占20％、SCI和SSCI论文占20％、人均指标占10％。
从排名位置上看，普遍将前100名大学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或者其他内涵差不多的不同称谓）。当然，此“100”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与约定俗成，未必有坚实的客观依据。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最高水平的集中体现，从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树立高等教育品牌与形象、提升国家与民族自豪感等多个角度看，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与渴望都在情理之中。
以“欧洲经济引擎”德国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大学是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学习对象。20世纪30年代纳粹兴起，一大批一流人才出走，其中相当部分流入美国，二战后德国大学外有美国大学异军突起的竞争压力，内有战后重建、高等教育大众化两相交逼下政府财力不足，对大学采取平均投入撒胡椒面政策之资源不足困局，德国大学当年盛况不再，时至今日在较高知名度大学排行榜上，全球前100名中德国大学数量远落后于美国，与德国的全球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2005年德国联邦政府启动“卓越大学计划”，计划2007～2011年投入19亿欧元集中建设少数大学。政府成立精英大学遴选委员会，遴选出3所大学（卡尔斯鲁厄、慕尼黑、慕尼黑理工）、18个研究生项目（类似于中国的二级学科研究生授权点）、17个研究团队重点资助。
其他国家如法国、俄罗斯乃至亚洲的日本、韩国等都有类似计划，韩国的Brain Korea21计划启动时间与我国的“211工程”大致相当。我国台湾地区2004年提出“迈向顶尖大学计划”，投入500亿新台币，计划5年内打造至少1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
2006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召开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国家能否持续繁荣下去，关键在人才，根本在教育。教育振兴是中国振兴的重要标志。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有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无疑是中国教育的核心评价指标之一。
正因如此，《彭博商业周刊》2010年刊登署名为Shaun Rein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若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必须重塑其国际形象和推行教育改革，提升国家软实力。当北大、清华可以同哈佛、耶鲁相提并论时，中国的软实力才可能与美国竞争。
简言之，中国需要孔子学院，也需要甚至更需要世界一流大学，毕竟孔子属于历史，而世界一流大学面向未来。
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并不存在唯一说法，排名机构很多，不同机构在指标设计、指标权重设计上都有不同，因此不同排名结果往往有出入而出现争议，比如俄罗斯RatER将莫斯科大学排在全球大学第3名，招来欧美质疑。国内上海交通大学排名也不例外。2008年7月法国参议院议员Jo?觕l Bourdin在一份名为Enseignement supérieur：le défi des classements的报告中批评上海交大排名，认为对人文学科、非英语论文关注不够，导致欧洲大学排名不合理。
在Jo?觕l Bourdin提出批评后不久，2008年底欧盟委员会发布全球大学排名招标启事，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4国高等教育评估机构联合中标，2011年将正式推出全球大学排名榜。
笔者以为，一个相对简单但不乏可靠度的世界一流大学鉴别方法是看一流学生的选择取向，因为作为一个整体，一流学生必然倾向于选择一流大学，因而从国内一流生源的选择就可以对中国是否有世界一流大学问题作出说服力较强的回答。
最近两三年来，国内一流生源选择国外一流大学趋势越发明显。
首先是一流生源中特殊群体即高考状元的选择取向。长期以来，全国高考状元尽入少数高校尤其是北大、清华“囊中”。但2006年内地一部分高考状元放弃国内大学，选择香港高校。一时间，“港校冲击论”、“内地名校二流论”蜂起。
其次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一线城市一流生源“向外走”意愿强烈。北京一位著名中学校长对媒体坦言，三年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一线城市最优秀中学毕业生会很少选择国内名校，而直接就读海外高校（《北京晨报》2010年8月26日）。
国内一流生源用脚投票，无声而有力地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目前中国尚无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认为目前中国尚无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否定中国大学有少数世界一流学者、作出了若干世界一流学术成果，两者并不矛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巨富，世界一流大学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创办者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曾经问过担任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任职时间达40年之久的Charles W. Eliot这样一个问题，即“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什么”，我们不妨称之为洛克菲勒问题。
Eliot当年对洛克菲勒问题的回答是“5000万美元和200年”。
从金钱上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需要大笔投入，这是无须说明的。再看时间，事实证明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并不需要200年。芝加哥大学1891年建校，至今校史不过120年，但芝加哥大学二战后就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用了大约50年。在顶尖人才全球化流动的今天，创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的时间进一步缩短，一个例子即香港科大成立于1991年，办学不过20年，却已经是各类大学排行榜上跻身Top100的常客。
Eliot的回答实际上漏掉了一点，即大学治理结构。大学治理结构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学外部，即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另一个是大学内部，即教师（以教授为代表）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Eliot之所以没有提及大学治理结构是因为哈佛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而美国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干预非常少，因此无需额外强调。但中国的国情与美国完全不同，因此需要单独讨论。
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旨即大学外部，政府要自律，少直接干预大学科研教学事务，大学内部要教授治学。政府自律、教授治学是成就世界一流大学必由之路。道理很简单，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教学、研究，而承担这些工作的主力是教师。大学科研教学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大学教师属于知识劳动者，过于偏离教育规律与知识生产规律的管理与监督，势必使其丧失工作自主的成就感而降低工作效率。因此，要想办好大学，政府就必须自律，不要管得太多，赋予教师尤其是教师中的佼佼者群体高度工作自主权，由教授治学。
这一规律已经被欧美乃至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历史反复证明。莫斯科大学课程人事经费等事项由各系学术委员会决定，全苏教育部无权干涉，今天仍然如此（1952年院系改革全面向苏联学习，这一点却没有学到）。当年北大蔡元培以辞职等方式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北大内部事务，北大内部教学教务工作由教授会决定更是为国人所熟知的历史，不复赘述。这里再举中国的两个正反例子。
正面的例子是香港科大的快速崛起。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科技大学有专门立法，赋予其真正办学自主权，政府虽然对香港科大建设投入巨资，但对学校科研教学事务直接干预几近于零。香港科技大学内部，教授治学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巨额投入加上良好的大学治理结构，以及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城市魅力对世界一流人才的吸引力，香港科大快速崛起实属必然。
反面的例子是深圳大学的慢速发展。深圳大学创办于1983年，早于香港科大8年之久。深圳大学成立之初，被地方政府寄予很大期望，当时深圳财政年收入一亿多元，却拿出一半的钱办大学。但今天深圳大学办学水平却与当年定位及期许相去甚远。以博士点为例，目前博士点数量大大膨胀，大多数“211”大学都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博士点的今天，深圳大学却只有3个博士点。
个中缘由何在？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语道破：“深圳经济发展坐特快列车，深圳大学坐的却是教育体制的马车。”深圳是经济特区，而不是高等教育特区，地处中国改革前沿的深圳大学一直无法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整齐划一、过度行政化的高校管理体制，其在经济领域以制度改革后来居上的优势在深圳大学身上无从体现，最终泯然众“校”矣。
笔者以为，如果将《高等教育法》中设想的高校办学自主权真正落实给少数几所位于国内一线城市的重点大学，使其真正拥有莫斯科大学、香港科大等所有的制度环境，充分释放优秀教师与学生之巨大创造力，公平竞争，十年间自然会出现一两所甚至更多世界一流大学。
主张此论的理由是：未来十年中国一线大城市之影响力与1991年时的香港相比，只有超出而不逊色。而今天的国内前10名重点大学的实力，也是当初一张白纸的香港科技大学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因此，基于蔡元培时代北大、当代香港科技大学之经验，如果政府真正而不是仅仅在法律与文件的字面上赋予国内少数几所类似于莫斯科大学、印度理工学院的办学自主权，十年圆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并非空穴来风之主观臆断。
此外，从高校管理体制角度看，赋予国内少数几所具备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基本条件之大学科研教学方面的自主权，也不足以对现有高校管理体制构成实质性影响。这种做法是大有先例可循的，苏联允许莫斯科大学、印度允许印度理工学院享有其他大学所没有的自主权，一大原因也在于此。
（作者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副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11-2-11 A3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