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新增院士李建成。
12月8日，中国工程院公布2011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工程院9个学部共选举产生54名新院士。新当选的院士平均年龄为56.7岁，其中60岁以下38人，占新当选人数的比例从2007年的42.4%、2009年的66.7%，增长到70.4%。其中，46岁的武汉大学测绘学院院长李建成，成为中国工程院此次新增选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显然院士越来越“年轻化”了。对此，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表示，“院士年轻化是必然趋势”。
事实上，早在2009年发布的《中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就显示，“50后”院士已成为中坚力量，“60后”院士开始崭露头角。李建成也认为，今后几年，40多岁的院士会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上世纪出现的两个“人才断层”。
上世纪80年代考进大学，到博士毕业，再留校任教，做科研……李建成的简历几乎是中国大多数“60后”学者的典型。
“60后”学者是幸运一代
“相对来说，我这一代很顺利，不像很多前辈，受文革影响很大。”李建成说，上个世纪，受文革影响，学术界出现了断层；而改革开放后，一大批优秀人才出国，又产生一个断层。“两个断层，给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创造了机会。”
其实，早在成为“最年轻院士”之前，李建成已经感受到成为最年轻一批教授、最年轻一批博士生导师的滋味。1995年，30岁出头的李建成直接从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3年后被评为博导。在常人看来，这似乎是难得的年少有为。但他坦言：“我那一代人，真的是遇到好机遇。”
“我当时能破格晋升为教授，很重要的原因是，70年代末上大学的一批优秀人才很多都出国了，大学里出现人才断层。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背景决定的，应该说是一种幸运。”他说。
年轻院士之所以引人关注，似乎也与公众的先入为主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当选者的年龄层次，公众似乎已经习惯了科学家必须要到一定年龄，才够“分量”获得院士荣誉。
对此，李建成表示，过去增选的院士年龄层次普遍偏高，主要原因是在补历史欠账，“我国院士制度从1955年开始，1957年增选一次，然后一下子就到了1980年才再次增选，下一次是跨越到1991年。现在才比较正常，两年增选一次。但之前积压了一大批年龄比较大的科学家，因此直到最近几年，新增选院士的年龄才逐步正常化。”
然而，由于“人才断层”造成的“60后”学者提前“上位”，似乎也对“70后”学者造成不小压力。李建成坦言，“我这个年龄段提前升上来，在未来还会有相当长的一个工作时间，或许对70后的一些科学家又是一个压力。要处理好这一现象，首先从科学家自身来说要自律，要注意培养年轻一代，实现学术的传承。同时，这也要引起社会的关注。”
不过，作为“70后”，生于1975年的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授张小红却表示乐观。他认为，尽管学术夹心层确实存在，特别是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上半段的学者既没有赶上“60后”学者的机遇，又遭遇70末80初这一代更年轻学者的“追击”，但“应该不会再出现断层了”，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学者年龄段之间的差别应该会越来越模糊，年龄也应该不再是评价人才的标准。”
“在学术的路上永远年轻”
“虽然大家都称我是年轻院士，实事求是地说，从年龄上讲，我已经不年轻了。但在学术的道路上，我感觉自己还是一名新兵。”李建成对未来的学术发展依然充满期待。
有研究表明，25～40岁是人生体力和脑力的黄金时期，是人最具创造力和最可能出杰出成果的时期。据统计，在20世纪的100年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共159人次，他们做出自己的代表性工作的年龄分布为：30岁以下的占29%，30～40岁的占67%，40岁以上的仅占3%。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以数学这个学科来说，一般30岁就要出成果，作为工科，最容易出成果的就是35岁到45岁这一阶段。其实人一生最辉煌的年龄就在30~40岁，随后体力脑力都逐渐下降，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而以往，我们可能习惯了大器晚成，但那其实正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坎坷之处。”
在张小红看来，李建成那一代学者的幸运，还体现在当他们处于科研的起步阶段时，“量化考核”之风还没有席卷高校，大多数学者不用像完成任务一样“每年出成果、发论文”，能够在30岁到40岁这段黄金时期，静下心来做一些事情。
李建成的成果之一“大地水准面精化”，即通过卫星定位技术一次性精确测出经纬度和海拔高度，建立数字化基准，彻底改变了传统依靠人工标石定位的做法，这一技术的巨大价值已经在汶川大地震中凸显出来。
救援中，建立灾区应急通道、监测堰塞湖水位等工作必须依靠精确定位，然而地震令灾区地形发生巨大变化，若按传统办法重新测量确定，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但采用“大地水准面精化”技术，仅用15天，李建成就重建了灾区“数字化基准”，对抢险救灾及后期重建起到巨大作用，这一技术也在后来的玉树、舟曲地震救援中发挥功效。
但这一成果的完成，花费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曾有同事感叹，都说是十年磨一剑，而李建成磨一剑需要二十年。这个速度显然不适合被量化考核检验。
学术不能“一步跨越”
在张小红看来，年轻学者也要对自身有准确定位。
“学术不是种庄稼，不是播下种，施了肥，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就能有收成。学术需要积累，才能厚积薄发。现在国家和很多单位也开始意识到，不能再倚重量化考核，要求年年出成果，那样即便出了，也可能是很多低层次的。所以我认为，关键就要看个人是不是急功近利。是选择每年出一点小成果，还是选择沉淀三五年，做出真正有影响力的东西。”张小红说。
对于年轻一代的量化考核之困，李建成也坦言，虽然不能武断地说现在的教育制度和科研体制不利于培养科学家，但急功近利的思想确实存在，体现在评价体制上，就是过度强调文章、过度强调国家奖等等。
“应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融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所以大家都很着急，急着要出成果，很多时候就忘记了科学发展首先要做的其实是基础性的东西。”
“但学术跟很多东西不一样，它需要扎扎实实，一步一步。我国历史上偏重人文的发展，科技发展直到辛亥革命后才规模化地引入，时间只有短短百年，应该说，取得的成就已经不小了，但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不然可能适得其反。”李建成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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