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者熊丙奇先生的博文“校长，其实就是给师生搬凳子的人”，借用的是教育大家梅贻琦先生的名言。熊先生最近参加了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的开学典礼，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外籍校长Sinnett先生。据熊先生说，Sinnett先生“在开场致词并发表以梦想为主题的演讲之后，一直在会场中忙碌着：帮助担当主持的学生搬演讲台、递话筒；帮演出的同学准备道具；看到幕布没拉好，连忙上去拉紧；在学生们合唱‘明天更美好’时，悄悄地走上台，站在边上，挽起学生们的手，也唱起来；在忙碌的间隙，他随意地在台下的座位上坐下，有一次，我发现他似乎就坐在台阶上。”（据近日《华商报》）
再看看笔者见识过的俺们大学校长。一次，去学校行政大楼办事，只见走在前面的女教授忽然侧身退后半步。原来她正好和敝校新提升的一位副校长迎面碰上，她要出门，对方要进门。于是她口呼“ｘ校长”，侧身而让。但见这位副校长瞧都不瞧女教授一眼，就昂然而入，似乎人家对他的礼让都理所应当。那一刻，不禁让人想起了蒲松龄《聊斋·夜叉国》中那段话：“问何以为官？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
另一次，恰逢到我的头上，十分晦气。学校召我参加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两位副校长。当时在座的都是学校各行政部门的头头脑脑，纯粹教授的似乎只我一人。我来后，随意拣了个空位坐下，无意中坐在了两位副校长的侧旁。此时一位副处长走到我跟前道，“杨老师，请到这边来。”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稀里糊涂地“请”到靠后的一个座位。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来此时又来了一位处座。这位处座正在春风得意之际，已有传言说他即将要提升副校长。但见此人气宇轩昂、目无余子地被那位善于拍马的副处长让在了我原来的座位上。我并非不知轻重之人，但这种会议除了副校长有专位外，其他人都随意而坐，并未界定座次。我凭什么给他让座？他又凭什么自认为理所当然地坐在我先前的座位上？那一刻我气血冲头，再三按捺住心头怒火，才没有拂袖而去。从此我对这位后来的副校长观感极差。如果有民主权利，我决不会给这种丝毫不知尊重他人为何物的人投赞同票。
所以梅先生所说的、熊先生所看到的那种大学校长，在当代中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过去或许曾有过，但现在已近绝迹。盖因俺们的不少大学校长，已不是教育家的校长，是已异化成一种贪恋官位迷信权力的校长——不仅不会给师生“搬凳子”，还要时时凌驾于师生之上。
改革之初我记得那时的校长还不是这种做派。至于“文革”前我还小，不知那时的校长是什么样。但据一些人的回忆录，特别是从陈四益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忽然想到——何以为官》可知，（最新一期《同舟共进》）那时候的干部绝非此种不知自己能吃几两干饭的人。愈是地位高的干部，反而愈平易近人。因为不论地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嘛。改革三十多年了，都说教育改革不成功。我认同这一看法。不仅不成功，有些方面简直就是倒退。倒退的标志之一，就是教育大家人物没出现几个，倒充斥着一大堆令人反感的教育官僚和政客。
至于和国外大学的差距，我看也是愈来愈大。差距大的征候之一，就是看校长究竟是在给师生“搬凳子”还是“霸座次”。这样的细节足可“一叶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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