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来国
1986年初，北京人民大会堂，满头白发的
朱壬葆院士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特等奖的奖杯。
当晚，这位年逾古稀的老科学家坐在实验室里感慨万千。
1936年，朱壬葆在浙江大学教授贝时璋的鼓励下以浙大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他也是这一年浙大唯一考取的公费留学生。于是，在27岁那年，他只身赴英国求学。
朱壬葆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开始了生理学研究，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科研和学习上。他不但常常超前完成导师交给的科研工作，而且还能根据自己的设想再向前迈进一大步。此后，他意外地收到了我国著名生理学家蔡翘等人的来信，信中蔡翘向他介绍了当时国内的抗战形势并希望他能迅速回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保卫家园。于是，朱壬葆告别了导师，在11月的寒风中踏上归程。
1951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在抗美援朝的隆隆炮声中诞生时，有关部门对朱壬葆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这一选择就意味着放弃过去的研究专业，在一个自己尚不熟悉的领域里从头学起，这对于一个一级教授、国内著名的生理学家来说，是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1958年，中科院成立了原子能研究所，我国研制核武器的计划被提上日程。与此同时，军事医学科学院也在秘密状态下成立了防原医学研究所，由朱壬葆领衔研究对原子武器的医学防护问题。
朱壬葆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他带领课题组如期在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代预防放射病的新药。此后，1969年，又研制成功了效果更好的预防新药。
然而，此时朱壬葆却被“打倒了”。“文革”前不久，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请放射医学研究所的“四大教授”吴在东、刘永、徐海超和朱壬葆制定一个全院科研规划意见，但在“文革”中四位教授却因此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1971年，朱壬葆被召回北京，安排到放射医学研究所资料室当一名资料员。一天下午，朱壬葆向一个埋头苦读的年轻人走了过去，对他说，“这篇文章希望你读一读，找机会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我国著名的生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吴祖泽。
其实，朱壬葆早就注意到了吴祖泽。他递给年轻后辈的是一本什么秘籍？那是一篇国外关于造血干细胞的研究文章，也正是朱壬葆给吴祖泽指明了以后的研究方向。
1979年5月，朱壬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放射医学会议，明仁皇太子给了以朱壬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特殊礼遇。
20世纪80年代初，朱壬葆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培养几名像吴祖泽那样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几乎每年都招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野战输血研究所所长裴雪涛成了朱壬葆的最后一个弟子。
1987年，78岁高龄的朱壬葆再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参加第8届国际辐射生物学学术会议。会上，他宣读了与学生裴雪涛合写的关于造血干细胞体外培养的研究论文，引起广泛关注。鉴于中国科学家尤其是朱壬葆在这一领域的巨大成就，大会决定下一届国际辐射生物学术会议在中国举行，由朱壬葆出任大会执行主席。
然而，朱壬葆出访回国后不久，于当年10月逝世。但他的名字和形象却永远留在了爱丁堡大学美丽的校园，该校为了表彰朱壬葆对医学研究尤其是血液学方面的巨大贡献，特地把他的名字铭刻在了图书馆旁的一面墙上。
《科学时报》 (2011-11-16 A2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