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玥 杜生明
诺贝尔奖项的个别领域虽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需要违背了其宗旨，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很具导向性、激励性和认可度。2011年10月3日，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博伊特勒、生于卢森堡的法国籍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以及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因在免疫系统研究领域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此次颁奖进一步表明了免疫学研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最为活跃的前沿之一。而我国免疫学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虽然在国际前沿领域有了一定影响力，但还存在研究体系创新不够、盲目追踪前沿、领军型人才较少等问题。因此，要正视我国免疫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平静的心态看待诺贝尔奖。
贡献和启示
博伊特勒和霍夫曼分别在1996年和1998年发表论文，认定免疫系统中的“受体蛋白”，可确认微生物侵袭并激活先天免疫功能，从而构成人体免疫反应的第一步。斯坦曼则在1974年发现了能够激活并调节适应性免疫的树突细胞，该细胞能促使免疫反应进入下一阶段并将微生物清除出机体。
传统意义上，疫苗的作用在于预防。而以上述三人所获研究成果为基础，新型疫苗则着眼于以新颖手段治疗癌症，或称“治疗性疫苗”，不仅旨在调动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发起“攻击”，还有助于治疗炎症类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目前用来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药物和正在开发的免疫治疗癌症的药物都是利用了他们所发现的这些基础免疫学原理。
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免疫反应的激活机制，使人们对免疫系统的理解发生革命性变化，进而为免疫系统疾病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并为传染病、癌症等疾病的防治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也反映了当前国际免疫学的发展趋势。具体体现为：
一是免疫学基础研究对临床的指导价值更明显，免疫学基础研究的成果用来阐明肿瘤、感染、移植排斥、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发病机制，促进了新型疫苗的研究快速发展。
二是基础免疫学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对免疫学的研究从原来的细胞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免疫学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也产生了很多新的研究方向和热点。
另外，免疫学与其他生物学基础学科的交叉也极大地促进了免疫学的发展：本届诺奖获得者布鲁斯·博伊特勒就是遗传学教授，而朱尔斯·霍夫曼长期任法国斯特拉斯堡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此外，近年来免疫学和生物信息学、结构生物学的交叉在分子、原子水平研究免疫识别、免疫反应的发生机制，将有助于加深在基础免疫学方面对经典免疫学理论的认识，也带动了生命科学其他基础学科的发展。
机遇和挑战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多次青睐于从事免疫学研究的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免疫学领域每十年都有三次获奖，表明免疫学在一段时间内仍是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最活跃的前沿之一，也为我国免疫学发展提供了机遇。
随着我国经济与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近十年来我国尤其在免疫识别与免疫应答的分子机制、免疫耐受的机制及与免疫性疾病的关系、免疫分子和病原体组分的结构生物学等前沿领域开展了令国际同行关注的工作。
近年来，大量海外免疫学家全职回国建立实验室以及国际间免疫学学术会议的广泛交流，为我国免疫学研究的国际化、前沿化提供了技术与智力支撑。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免疫学在研究的基础性方面，虽然已经抓住了免疫学科的基础科学问题，涉及的研究内容也较全面，但亮点不多，尤其是尚缺乏国际同行广泛认可的独特性研究体系。
在研究的前沿性方面，虽然已逐渐与国际前沿接轨，但尚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变革性的免疫学学术思想，以及冲击传统免疫学观点的挑战性工作。
在人才方面，虽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熟，但受邀国际大会作主旨发言的学者、担任国际高水平免疫学杂志编委的中国本土研究人员为数不多，在国际免疫学领域受到国际同行公认的领军型的一流免疫学家仍然很少。
（王璞玥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流动项目主任；杜生明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常务副主任）
《科学时报》 (2011-11-11 A3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