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19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
诺奖揭晓后，国内几家出版社开始对其一生所创的163首诗虎视眈眈，借助诺奖的由头将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再次推向市场，毋庸置疑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在诗歌并不景气的当下中国市场里，这位诺奖诗人的作品是否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中国距离诺奖究竟还有多远？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与诺奖之间的万里征程？我们究竟欠缺了什么？
近日，著名诗人、文化评论人叶匡政来沈，记者就此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特朗斯特罗姆”现象不会引发蜂拥而上
一生只写163首诗，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也不过200多页。叶匡政告诉记者，事实上中国诗人对特朗斯特罗姆并不陌生。早在2001年，南海出版公司就曾出版过《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译者为李笠，一方面李笠精通瑞典语，所以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是直译；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诗人。其后，诗人北岛于2004年翻译了《特朗斯特罗姆诗9首》，但是通过英文转译。所以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在诺奖后再度被出版只能说是一次诺奖带来的衍生现象。
但随诺奖风波再度出版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市场是否会有强烈的反馈？叶匡政认为，诗集的销量相对会有一个提升，但不会蜂拥而上，可能会比过去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幅度不会很大。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禁欲”带来启示
“事实上中国的诗人对特朗斯特罗姆并不陌生，一方面他曾来过中国，另一方面瑞典的文学家并不是很多，所以印象较为深刻。但在同期的诗人中，特朗斯特罗姆并不是非常醒目的诗人，他相对传统保守，尊重印象，尊重隐喻，他的诗歌带来的冲击力也不是最强烈的。其实诺奖资质始终更多地意味着一种文学上的追认，特朗斯特罗姆已经很多年不写诗了，而且他一生平均下来，一年也不过一两首。 ”
叶匡政认为，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如此少产，是因为他崇尚诗歌的禁欲，产量很低、诗歌很短。而他的获奖所带来的最大的启示就是：对生活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取消了神的尺度，以人的尺度为标准，注重效率和数量，将快作为追求。
而他的精神带来的其实是：慢、少数量的，对很多事沉默也是一种发现。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要有一个十分严谨的态度，比如他希望他的每一首诗的风格只用一次，这在他诗歌的语言里面能够显现出来。但翻译成汉语后，可能与原著就会相差很多，很难看出风格的变化，感受到其内心。
谣传严歌苓获诺奖是十分荒唐的
近年来，中国是否有获诺奖文学奖的可能性？诺奖文学奖距离中国还有多远的距离？对此，叶匡政认为：至少在10-20年之内，中国人是不可能获得文学奖的。文学奖更注重的是一种语言和精神的深度，并非故事的表达。而中国的文学评判标准则是如何讲述一个吸引人的好故事。显然，世界文学评判标准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水平，也就是说在国际上，讲一个好故事这样的作品早已经过时了，而在当下，国内能够做到完整地讲述一个好故事的作家仍不占多数，所以语言和精神的深度更是无从谈起。“文学奖的作品很少被拍成电影、电视剧，一般作家跟电影或是电视剧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则往往很难进入诺奖评委的视野，说前段时间谣传严歌苓获诺奖的说法是十分荒唐的。”
中国诗人多了但专注于诗的少了
诗人再度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舞台，这是否意味着诗歌将会再度掀起一个热潮？
叶匡政认为，事实上诗歌的圈子并没有萎缩。“过去参加诗人聚会活动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人大家相互之间都是认识的，但近年，尤其是近两年，参加类似活动的熟人越来越少，有很多陌生的脸孔。这说明一个问题：诗歌的人群比过去要增加了。在当下的网络化时代，仔细检索诗歌数量的话，你会发现并不占少数。可问题在于尽管诗歌并没有萎缩，但真正专注于诗歌的诗人则变得少了，写得好的诗人变得少了。或者确实存在一些写得好的诗人，但真正能呈现出事业和人格相互统一的、对名誉也不是十分在意的、有统一气场的诗人中国几乎没有，这样就导致诗语和人格的严重分裂。 ”
中国文学作品需要拿什么来拯救？
中国作家欠缺什么？叶匡政说：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传统文化怀有温情和理解；第二就是要谈儒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传统文化怀有温情和理解，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朝代历史更迭要有认知，历史观和哲学观代表了一个作家的精神深度，而作品中透露出的价值观，也就是作者选择的故事和说的话。对传统文化有了基本的认知判断，才可能在文学中达到一个中国作家过去不成达到的深度。
另外，谈儒学并不是要复兴，儒家文化也曾有非常多宝贵的思想，在今天的政治学里面有很多跟西方现代价值、政治学、社会学相关，它们是可以沟通的。 17世纪的很多思想来自儒家，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儒家成为一个遥远的榜样。“在当下社会，用‘中国方式’去解读中国的人文精神，才能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言说体系。从现代性的角度对儒家思想可以进行诠释与弘扬，才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认知与理解。”
叶匡政，诗人、学者、文化评论人。主要关注儒家现代性、现当代史常识重建。
1969年4月出生。1986年开始在各类文学杂志发表诗作，作品入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中间代诗全集》《朦胧诗二十五年》《中国当代诗歌经典》等诗歌选本，著有诗集 《城市书》、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等，曾获台湾第一届双子星国际新诗奖及十多种诗歌奖。个人编有《孙中山在说》《日本格调》《大往事》等书。
主编过“华语新经典文库”“非主流文学典藏”“独立文学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独立史料典藏”“国学典藏”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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