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卢鹤绂教授的课上第一次听到王普先生的名字的。在课上，卢先生一板一眼地讲述“我的朋友王普教授”的重要发现——缓发中子现象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王普教授是现代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在他于柏林大学威廉皇家科学院达莱姆化学研究所取得科学博士学位的1938年，就在那个研究所里传出了划时代的发现了原子核裂变的消息。得到博士学位后，王普到美国卡内基学院做了一年与裂变有关的研究，和同事发现铀和钍的原子核在裂变时缓发中子的现象，这个发现在核能的和平应用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不但是见证了核裂变时代开始的中国人，而且也是最先在核裂变领域里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中国人中的一位。

 

1955年我在北大读四年级上学期时，国家建立了首个核科技人才培养基地，授课教师从全国各校调来，都是在国外核领域中学习、工作过的专家；学生从北大、南开、复旦、中大、武大、东北人民大学等物理系水平较好的学校挑选调入。这个人才培养基地对外称为“中科院现代物理所六组”，通信地址是“北京546信箱”，被选为第一届学员的共98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开学时，这个“六组”还没有自己的教室，最初是借中科院化学所新楼顶层的房间上课的。

 

卢鹤绂先生是从复旦大学调来的，他讲了几乎一年和中子有关的课，从入门的中子物理讲到反应堆，还有加速器——虽然那已经超出中子的范畴了。卢先生的课深入浅出，概念清楚，对学生极具启发的效果，课讲来悠扬顿挫，对听者极有吸引力。在一堂讲原子核裂变的课上，卢先生介绍了发现核裂变的历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洲的几个研究所里科学家用不同的方法试图制造比铀还重的元素。当时中子已经发现，利用中子来轰击周期表中不同的原子核，已经成功制成许多种人工β－放射性元素。科学家们普遍相信，只要把中子打进周期表中最后也是最重的铀原子核，使它成为原子量比铀重一个单位的人工同位数的话，经过随后放出电子的β－衰变，就可以得到电荷比铀增加一个单位，原子量也比铀增加一个单位的“超铀元素”。但是这种超重原子核没有发现，倒是经常发现比铀要轻的两种原子核钡（Ba）和镧（La）的同位素，它们的原子量不比铀原子核重，反而轻许多，电荷加起来是铀原子核的电荷，它们在实验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是铀核吸收中子之后一分为二，这个分裂过程能够很好地从玻尔关于原子核的“液滴模型”得到解释。这个消息是在1938年底由玻尔从欧洲带到美国的。他出席了在1939年1月在华盛顿由卡内基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共同举办的一个国际理论物理学讨论会，在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原子核裂变现象的讨论成为该会议未曾计划的主题。

 

卢先生接着讲：“我的朋友王普博士参加了那个讨论会，他刚从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来到卡内基学院任客座研究员。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工作，就是在那个发现核裂变的德国皇家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里进行的，他非常清楚这个发现的极端重要性，也掌握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技巧，所以在国际讨论会闭幕的当晚，立即和卡内基学院的罗伯茨等同事开始进行原子核裂变的实验研究。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现了核裂变过程中的缓发中子现象，它对后来的裂变反应堆建造和核能源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的研究，都发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了。”

 

卢先生的这堂课，讲得有声有色，十分生动。我听到后来，忽然联想到太史公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讲过的名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如果把第一句话改成“端倪微现”，用来指这场原子核裂变新现象的初现，那么随后在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典、美国的科学家一时并起、竞相进行阐明现象的本质及揭露过程变化规律的研究，不正是“天下共逐之”的场面吗？在这场追逐中，有人失之交臂，有人率先得到成功，率先得到成功的不正就是高材疾足者吗？！可见太史公说的，不但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们适用，就是对现代的科学家们来说，也是十分正确的真理！王普教授参加了这场国际追逐，并且发现了核分裂过程中缓发中子的现象，当然是入于高材疾足者之列的。

 

我第一次见到王普教授，是在1958年山东大学举办的基本粒子理论暑期讲习班上。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高能加速器的建造，国际上粒子物理有很大的发展，但在中国情况却不一样，高能加速器等实验大装置谈不到，就是在国内做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人数也不多，仅有彭桓武、张宗燧、胡宁、朱洪元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先生。当时在国内能够到手的参考书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内容大多比较陈旧，几乎都是重正化理论问世之前的著作。这对刚从大学毕业而又想尽快进入基本粒子研究领域的青年人来说，是很不利的。1957年，朱洪元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量子场论”课，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讲授有关基本粒子的基础理论的课程。课讲下来，反映很好，第二年在山东大学（当时校址在青岛）开办了一个“基本粒子与原子核理论暑期讲习班”，请朱洪元、张宗燧等教授向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的60多名学员系统地讲授“量子场论”、“色散关系”等课程，把听众从最基本的出发点带领到当时量子场论发展的最前沿。在北京大学的课程和青岛的暑期讲习班，是粒子理论在全国范围中第一次普及，造就了一代粒子物理学家，其影响是很深远的。近期我读到山大谢去病教授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说他认识到，实验物理学家王普教授组织这样一个纯理论的讲习班，对已经在山大开展的基于高能乳胶片实验方向，实在是一个旨在促进实验与理论两方面相互联系的前瞻性决策。我十分同意他的看法。

 

我们是在1958年7月底开班上课前几天的一个清晨到达青岛的，早上住进山大，中午就去物理系拜会王普教授和系里各位先生。那时候，王普教授身体已经不太好，基本上不管系里的事务了，具体管讲习班的是于良先生，但是王普教授还是作为主人出席了当天晚上和讲课老师的会面，几天之后又出席了讲习班的开课仪式，和全体师生一起拍了合影照。到8月初讲习班结束，他来为大家送行。在几次接触中，他为人的憨厚、对人的亲切以及思维的清晰，给我留下了一个学界长者的深刻印象。

 

青岛暑期讲习班之后，山大搬家到济南，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王普教授。只是后来听山大的朋友说，他的身体本来就很不好，在“文革”中没有逃过牛棚之灾，受到很野蛮的对待，被迫害致死。

 

最近，王普教授的后人王沂光先生告诉我，现在正在系统收集整理其父亲的生平资料，准备出书纪念他，并让我写一篇纪念文字。虽然交往较少，但我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了。从我第一次听到王普的名字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这期间科学发展出现过许多次从“端倪微现”开始，结果导致革命性变革的重大事件，它们无一不是应验了太史公的那几句名言的。当然，除了第一位关键的“多材疾足者”之外，国家的物质支持与知识的积累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放眼将来，随着那些“摧材”运动不断的年代及其思想根源真正成为过去，对今后在“天下共逐之”的科学发展国际竞争中，神州大地上将出现更多“高材疾足者先得”的场面，我是完全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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