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王恩多 女，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1944年出生于四川重庆，原籍山东诸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人大代表。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常务理事，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员。现兼任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十届执行委员，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生命科学》常务副主编，《中国科学》和《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编委会委员。
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长期从事酶学和酶与核酸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在蛋白质生物合成中关键的氨基酰-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从酶和tR-NA的角度，用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手段研究了原核和人氨基酰-tRNA合成酶在氨基酰化tRNA和编校误氨基酰化tRNA中涉及的氨基酸和核苷酸残基；最先提出大肠杆菌亮氨酰-tRNA合成酶的CP1结构域与编校误氨基酰-tRNA有关；系统研究了超嗜热菌亮氨酰-tRNA合成酶单独的CP1结构域编校功能，提出古老的细菌带有合成酶的进化遗迹，证明了氨基酰-tRNA合成酶/tRNA共进化的理论；揭示了不同来源的亮氨酰-tRNA合成酶在催化反应的每一步都有检查点去除错误的氨基酸，这种编校功能为基因密码从信使核糖核酸精确翻译为蛋白质进行质量控制。至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其中在国际学术刊物上以通讯作者发表研究论文45篇，为多种著名国际学术刊物的审稿人。她的研究工作为我国在该领域取得国际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的格言是“童心和好奇心使人永远快乐”，这种性格使我总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有浓厚的兴趣，使我以简单的方式处理一些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我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和工作。我的风格是一旦认定要做的事，不会放弃；遇到挫折和困难时，也是如此。当我认定了科学研究是我终身应从事的事业，不管求学和科研过程中遇到什么，我都会想方设法回到科学研究的轨迹上来，尽量做好。虽然我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但学无止境，我还是要不停地努力，与时俱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认为，人们只要从事了自己喜欢的事业，认准了目标，并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总会有结果的。这一切使人快乐。
16岁立志科研
小时候，我就受到表姨妈——著名植物学家
吴素萱的影响，对能发现过去无人知道的事情的科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尊敬。
我1944年出生于四川重庆，1950年回到祖籍山东。父母对我的教育是顺其自然，他们没有为我设计未来，从不勉强我一定做什么，但是儿童节、生日的礼物都是“书”。
小学时，我就阅读了这些“礼物”，这些书激发了我对知识的追求，家里买的书读完了，寒暑假我就在济南大明湖边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儿童阅览室自荐担任儿童服务员，服务之余，我阅读了范围更广的书。
1955年我考入济南一中，就在那一年，我的表姨妈——著名的植物学家吴素萱在对葱蒜等鳞茎植物的鳞片细胞的观察中，发现了细胞核穿壁运动的现象。虽然那时我对具体的研究内容不了解，但感到这位姨妈从事的事业十分高尚，因为她发现了过去还无人知道的事情，于是，我在我一篇“我最尊敬的人”为题的作文中就写了她。但是“科学家”毕竟对于一个刚进初中的学生的我来说还是太遥远了。
我在济南一中度过了6年的时光，这是一所名校，我难忘母校经验丰富的老师、严格的课程教育、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我酷爱阅读，课余时间在校图书馆里度过了许多光阴，我看了“居里夫人传”，“巴甫洛夫”等科学家传记，还有两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杂志“科学与技术”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中一篇篇关于科学发现对社会的巨大推动力的文章使我惊叹于科学的奥妙和神奇，加上高中阶段自然科学知识增多、思想日益成熟，我逐渐意识到，科学研究是我真正热爱的事业，从此一心一意想以科学作为终身职业。这种志愿和科研情结贯穿我的人生道路。
33岁第二次读研究生
竞争面前永远平等，在求学和工作的道路上，我一直要求自己忘却性别，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
从济南一中高中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我被以培养师资为主的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录取，但是科研情结一直未了。我自学了没有读过的课程，准备考研究生的课程。1965年，我21岁大学毕业时就考取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博士邹承鲁研究员的研究生，却因一年后的“文革”而被迫中断了学业。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后，尽管拿到了补发的毕业证书，我却毅然第二次填写了研究生报考表，仅仅为了一个朴素的信念——文凭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有没有学到货真价实的知识。那年我33岁，已经是一位8岁孩子的母亲。不久，我又第二次考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成为我国生物化学奠基人之一——
王应睐先生“文革”后的第一个研究生。
作为妈妈研究生，毕竟需要付出更多。当年一家三口分居遥远的三地，爱人在比利时留学，儿子在天津由婆母照顾读小学，我则孤身在上海读研究生。忘掉儿女情长、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埋头学习和做研究，是我那时的生活写照。
作为一名女性，我现在感到很知足，温馨的家庭支撑着我一步一个脚印，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而作为一位科学家，我却始终保持永不满足的态度，时常会提醒自己“竞争面前男女平等，别人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照顾你，也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为难你。关键是你自己要具备竞争的能力”。因此，我的诀窍是：抓住重要阶段的重要问题，平常不要为家务事牵扯太多的精力，烧饭做菜尽量简单，保证营养，尽量挤出时间多看书，多做研究。
如今，那些饱尝艰辛的日子，都已淡出回忆，唯一难忘的是对儿子的愧疚，当年由于工作需要，我不得不在儿子2个月大时就中断母乳喂养，由家里的老人照看。尽管儿子身体还不错，但不太喜欢运动，体育不是太好。后来，我又经常出国留学进修，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这些都成了我至今无法弥补的遗憾。
40岁执著的“大龄留学生”
一场重病也不能阻挠我在科研道路上继续打拼的决心和努力，在我心中，让我国的相关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才是我们科学家最为欣慰的事情。
1984年，DNA重组技术在我国刚刚起步，40岁的我申请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Fogarty国际基金会提供的奖研金，成为该基金会资助的第一位中国内地学者。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学习期间，因为过去只有DNA重组技术方面的书本知识，没有任何“实战”经验，颇感压力。然而凭借3个月不断探索的勇气，我的研究结果让国外专家们刮目相看。半年后，Fogarty国际基金会破例继续提供给我第二年的奖研金。得知消息，霍兰德教授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据他所知，这可是Fogarty基金会提供时间最长的奖研金，这个40岁的中国女留学生真不简单！
1987年，我重新回到了上海，我的人生轨迹也开始了一次新的飞跃。回国不久，我便接到王应睐先生交付的“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研究课题。然而，当年的现实甚是严峻，课题组之前已4年未出成果，不少骨干或出国，或调走，余下的人几乎没有做过多少具体实验，课题经费每年也仅有6万元人民币。1992年夏天，我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需要马上住院开刀。进退两难时，还是毅然决然地临危受命。至今我依稀记得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中山医院的病榻上，颇有出征未成身欲去的味道。
然而手术4个月后，我恢复得不错，在医生的同意下，我手提行李出现在巴黎，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让·甘乐芙研究员的实验室合作研究。为了不使对方有任何思想负担，当时我丝毫没有流露出病人的“迹象”，照样像常人那样用放射性同位素化合物做实验。两年之后的一次闲聊中，让·甘乐芙研究员才得知这个“秘密”，直摇头说：“不可思议”。
此后的10多年里，我又去法国、加拿大以及香港等地的科研院所（具体）开展合作研究。课题的多篇研究论文也相继在《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杂志》《核酸研究》《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生物化学年鉴》《细胞》《自然》等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引用我们的研究结果达400多次。
我常对研究生说，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没有祖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没有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与投入，个人要想取得成就是不可能的。虽然在国外或许能拥有丰厚的酬金或地位，但是祖国却给了我一种血脉相连的“家”的感觉。
66岁快乐的“知心老舅妈”
在我们家的书架上放着一排照片，与学生在比萨餐厅里的合影、女科学家合唱团的纪念留影、与同事的旅游近照……每次看到这些，我总是喜上眉梢。
在我的心里，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我喜欢面对面地与他们交流，教他们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绝不用半句命令的口吻。命令只会让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首先要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有了好奇心，就会自觉去从亲手做的实验中寻找答案。所以我经常思考一些切实可行的、有意义的科学问题让学生回答。我为他们的不断成长高兴。
从我的经历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和你所在的单位，前辈的提携和鼓励，同辈的支持和关心，学生的帮助和合作。科学家除了进行科学研究外，还应该关心他人、关心社会。我曾当过上海生化所三届12年的妇委会主任，两届上海市科技妇委副主任和主任，是大家的“知心老舅妈”。曾为了别人家孩子的“入托”问题，三番五次找领导商量。如今又被选为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理事长，希望能让科研女性拥有更宽松的环境，更好地服务社会，更快地成长。
作为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我忠于职守，热衷于反映科研工作一线的问题，每年都提出关于我国有关科研的意见和议案。我提出的修改国家科技进步法、修改审计法、评定科技成果要把署名问题单列出来、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应该随着GDP增长同步增加等多件议案，均被采纳。我对科研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关部门应考虑建立一套机制，并通过建立相应的法规，让参与科研、中试和最终生产的人都能共享科技成果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在成果和产品之间架起桥梁，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出档案和论文，造福于社会和人类。我以为，假如我不提，领导就很难听到最基层的科研人员的声音，人大代表不能光带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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