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中国教育的人文思考”研讨会现场 朱广清/摄影
2010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了这次会议。此前，《纲要》草案曾两度公开征求意见，由此引发全社会关于教育问题的大讨论, 此为当时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热点话题，亦是至今热度不减的话题。教育的本源问题是什么？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什么？中国教育当走一条什么样的改革发展之路？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日前举行研讨会，邀请两院院士、专家与学者阐发有关“中国教育的人文思考”。中国科协常委、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主任张开逊主持了这次会议。
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深化并发展了文艺复兴孕育的自由、理性探索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筹建的柏林大学于1810年诞生。200年来，柏林大学因其开启一个新时代——以教学与科研为一体，致力于培养学生多方面人文综合素养，被西方尊为高等教育模式而广泛照搬。然而，一些学者不无忧虑大学人文精神日渐缺失，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比尔·雷丁斯在其《废墟中的大学》一书中坚称：以柏林大学为模式的“后历史”现代大学已走入“黄昏时代”。或许，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恰恰为此提供了佐证。
全球金融海啸
哈佛等世界名校当反省
“2010年仍是金融危机中充满凶险的一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在向实体经济扩散”，有学者这样认为。
“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有人提出哈佛大学等名校应反省——对这次危机负有责任的华尔街金融高管们大多毕业于哈佛等名校，他们在校期间接受的专业教育，只专注如何取得更大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人文学院院长胡显章在发言中引用哈佛大学下属哈佛学院原院长哈瑞·刘易斯的观点印证上述指责。
刘易斯在其专著《失去灵魂的卓越 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中，批评“哈佛的领导人听任学校办学方向偏离教育宗旨，只一味地迎合消费者需求”。刘易斯强调“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他痛指哈佛领导人在种种诱惑面前，忽视这个核心问题，一味追求“失去灵魂的卓越”。
东北大学教授罗玲玲从另一个方面指出“失去灵魂”的灾难。
半个世纪前，人们曾痛楚地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空前灾难，并着手清算法西斯涂炭生灵的罪恶。此中，德国的悔痛尤为深切：这个曾以哲学理性精神和新人文主义引领柏林大学等一批大学成为世界现代大学典范的国度，恰因理性与人文精神迷失而导致其高校培养的一批专业人员沦落为纳粹帮凶。
我国教育的工具理性偏颇
●“鸟巢”世界难题背后扭曲的价值观
“北京奥运场馆‘鸟巢’，曾被人们誉为攻克世界难题的一项卓越创新。然而从科学发展观视角加以理性审视——我们有没有必要将此建筑构建得那般复杂，以至于花费那样多资金、耗用那样多钢材、耗费那样多精力？其实，用很少的投入亦无需占有那样多矿产资源，完全可建设得很好。”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马国馨直言。
如何从价值理性层面思考和判断技术工程价值，在自然资源匮乏的今天，尤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马国馨说，价值体系在人才终端显现的问题，在医学、文艺、设计乃至各行各业均有反映。然而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在教育的人文思考中解决工具理性偏颇问题。
●最糟糕的标准化是优秀人才标准化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原本多样化，而我国强调标准化。”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陈难先强调，最糟糕的标准化是优秀人才标准化，因为，标准化出不了优秀人才。
陈难先说，人才培养应有一个结构分布，而我国教育对此尚无合理框架，社会上更是将人才分为三六九等。如果不让哪个孩子上大学，简直就被认为是对他及其家庭的侮辱，由此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如今，我国评价体系将创新标准化，亦将人才与优秀人才标准化——看其发表了什么文章、哪个杂志引用了这些文章，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共计多少……最终，我们的评审委员会成了数“数”机器。
陈难先说他曾访问德国教育委员会，那里一半以上工作人员并非大学毕业，而是职业学校毕业——你能说德国不是发达国家吗？
●有违人才成长规律的“悖论”
“当今，教育的全过程几乎全部是将人知识化而非社会化的过程，尤其是各个年龄段教育提前化问题凸显——小学生做中学习题，中学生研究大学课题，而大学生反过来学习怎样做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道出当今我国教育的一大“悖论”。
柯杨提出，如今，我国将学前教育首次纳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需特别注意避免学前教育小学化。她说，一定要将道德信仰与价值观教育贯穿整个教育链条，并注重从娃娃抓起，特别是从娃娃的教师抓起。
中国科协常委、河北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在会上列举另一现象，可谓当今我国教育又一“悖论”：有些地方甚至将素质教育应试化。
王海波说，尽管孩子们对科学研究非常感兴趣，然而他们不得不屈服于应试教育。他举例说，一些地方的考前训练乃至针对中小学生的所谓素质教育，是要求其参加很多培训班，而学生们对种种问题求解的“正确”答案只能是预设的“标准”答案。这里既无独立思考亦无集体探讨，其结果是学生全面发展受到压抑。王海波曾做过小学、初中、高中的课外科技辅导员，学生们向他诉说“素质”提升带来的应试痛苦；家长则希望孩子参加的培训或辅导有助于高考加分，否则他们不希望孩子“分心”。
王海波认为，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育理念发生扭曲，应试教育盛行，而教学质量标准及评价导向“助纣为虐”。为此，他建议：淡化“重点学校”、“重点班”概念；理性制定教学评估标准；将人文精神作为德育教育重要内容。
●中华优秀文化失根与科学理性缺失现象
“美国《科学》杂志曾于2008年7月刊发《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该报告显示，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来自我国清华、北大两校的本科生数量名列全球前两位。有调查称，他们中绝大多数表示要留在美国工作。”胡显章说，“这表明来自我国顶尖高校出国深造的留学生，当他们在美国就业并成为业务尖子后，其多数人的文化选择和服务选择，首先是美国而非祖国。”
胡显章提出，我国高校偏重工具理性倾向的重要表征为：重物化目标而轻精神因素。这是由于人文教育被职业教育屏蔽所致——偏重知识灌输与技能训练，忽视科学精神与科学思维养成、忽视心灵教化与人格培养。他说，在中小学应试教育基础上，这种偏颇强化了科学与人文分离，使得我们的学生群体既存在中华优秀文化失根现象，又缺乏科学理性精神，从而严重地影响具有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人才的全面发展，严重地影响杰出人才脱颖而出。
胡显章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针对19世纪前半叶德国民族“热衷于实际”摒弃哲学理论而发出警示：“一个民族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他说，古典社会学理论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指出，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工具理性关注过程的可操作性和高效率，追求效果最大化而漠视人文关怀和精神价值。胡显章强调，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工具理性常常发挥主导作用。它一方面为资本主义世界创造空前的财富，另一方面因人文关怀和精神价值缺失而不断引发巨大危机，包括当前的金融危机与生态危机。
胡显章说，大力弘扬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这是被称为“国家理性圣殿”的大学的历史使命。
“钱学森之问”与教育本源问题
教育本源问题究竟是什么？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曾言，教育本源问题有三：其一，教育理念；其二，教育体制；其三，培养人才模式。他认为，迄今具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主要有两种，一个是美国的通识教育，另一个是苏联的专业化教育。他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仍为专业化教育。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钱尚武曾在美国执教，并在那里被评为模范教师，他对两国大学理念差别十分感慨。
钱尚武认为，大学教育理念、体制与模式，可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然、自在、自由、包容。他说，大学是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自由探索与发展的空间，而这个空间理应包罗万象，并非仅仅传授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
钱尚武提出，大自然物象万千，人类秉赋多种多样，教育者的责任是因材施教——善于发现受教育者不同特质进而激励其在自然环境中探索，而非揠苗助长，此为自然。他说，当年他读书时，他的导师叶企孙、彭桓武等都是大师，导师博学、造诣深，故教得轻松，而学生们学得亦轻松，此为自在。关于自由，他说，国外大学比较自由，学生学习探索空间较大。譬如允许学生自由地选修许多课程，允许插班生转班等。当年清华大学借鉴这种制度，培养出不少大师与杰出人才。讲到包容问题，钱尚武认为，大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自由探索空间，这本身即是一种包容。
“我国教育当如何定位？”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原校长王越设问并自答：“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之根，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应定位为这种文化的主要基地。”
王越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于上世纪20年代初访问中国，他认为，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是至今唯一幸存的古老的文明实体。罗素列举事实说：只有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人类5000多年文明史的风风雨雨，不仅没有消灭亦从未中断，而且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热追不舍的一个话题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人们将矛头直接指向教育，实际上这有失公允；而学校将培养大师的责任揽于一身，这亦难负其重。”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善衍说。他认为，“钱学森之问”带给人们的思考是：我们的社会为大师成长铺就了什么样的道路？
徐善衍说，目前我们的社会导向存在问题。如果将社会喻为作用于教育的能量场，那么，这个能量场引力的核心就是升学；学生就业选择亦非依其专业所长，而是考虑薪酬收入是否满意。由此，思考大师成长途径，不仅需从社会整体改革发展视角审视，还应从全民终身教育层面考虑。
教育的根本使命是育人
“我国高等教育仅有近百年历史，又经历多次社会变革和计划经济发展阶段，其先进理念与科学制度远未牢固建立。”柯杨强调，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应有顶层系统设计，而非依靠各种各样孤立的“工程”。
柯杨说，今天，我国教育理应回归根本使命，那就是通过充分挖掘受教育者多样性潜能，有教无类使之成为文明、成熟、可自食其力且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与合格公民。
柯杨认为，创新人才培养同样需要遵循其成长规律。这些受教育者往往具有种种特质，譬如强烈的好奇心、追求真理的执著、开放的思维、探究的不凡能力等，而此中既有天然品质，亦有后天熏陶、知识传承和先人启迪，我们的教育需反思是否保护了这种天然品质，是否熏陶了科学精神，是否在科研管理上过多设立了功利性目标，是否为其潜心探究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决不能以灌输更多知识取代创新人才人格培养。
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文学院院长张大庆提出，有学者认为：人们当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审视我国教育问题，即中国人对人类的技术贡献曾领先世界1000年，近1000年来贡献较小，而再过1000年或许还会作出更多贡献。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留学生留学之后不回国现象？”张大庆认为，这对我国不会有丝毫影响。他说，有很多留学生在国外工作10年、20年，这段时间正好是其磨炼的过程；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任其在最佳环境中成熟起来再引进国内或许更明智。
张大庆说，我们现在常急功近利，有人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便马上引进。其实，获博士学位并非就成为人才。由他主持的一项关于中美医学交流研究显示，医学人才必须在国外做过3个博士后项目，方才在其专业领域站住脚。因而完全没必要忧虑所谓人才不归问题。
张大庆强调，中华民族应以更长远的战略视角，审视并思考中国未来发展以及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科学理性与人文学科交叉融合的教学探索实践
●从描述历史到感受历史
“有学者认为，人文教育具有无可替代的育人功能，由它培植的人文精神，乃是人类自身在长期的文明历史演进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人文教育是人格教育的前提，唯有使受教育者更富有人性，读、写、算等诸多知识技能才具有可贵的价值。”北京市第二中学高级教师朱广簪曾考察美国、英国、丹麦等国家的教育与教学状况，在本次“中国教育的人文思考”研讨会上，她介绍了有关历史教学的思考与探索实践。
“古代希腊人称人文教育为‘自由教育’，这种教育是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极好人性环境。”朱广簪认为，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方面，欧美国家基础教育的做法，或许可给我们一些启示。
这些国家的中小学并无主科、副科之分，而是重在构建有效的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其基础教育的科学与社会人文课程设置上——课时多、科目多且内容难、要求高。譬如，英国历史、地理课程设置4年，而我国中学生只学两年且每周分别各上2～3节课。由于课时少、内容有限，故学生很难具备足够的历史、地理知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欧美一些国家鼓励学生以多学科的宽阔视野独立思考，进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譬如美国中学人文社会学科课程，除历史、地理外，还有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当代社会问题研究、综合性人文研究等。美国有一所中学在世界历史试卷上给出这样一道题：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如果当初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3个方面分析。用假设的方式改变某一历史条件，让学生回答历史将如何改写，以此促使其根据已有知识进行发散思维进而得出结论，这种历史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学习与研究历史，关注现实并展望未来。
朱广簪谈及她在历史教学实践中，以课题研究为全过程跨学科教与学的一些探索与尝试。
譬如，历史课的前5分钟，由学生演讲“历史上的本周——自然科学成就”，学生们讲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科学家的故事。而教师的责任是引导学生以课题形式探究科学家解决科学与技术难题的科学思想、科学思维方法与科学精神。
再如，“走进博物馆”综合实践课中的“中国邮政史与文化”课题，充分利用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丰富的资源，由历史、美术、语文、英语、地理等5个学科联动。教师将课题细划为几个部分，其中要求中国古代邮驿组学生观察博物馆主要朝代的邮路图，探究驿站、邮运方式、邮驿路线与地理环境之间呈何关系等；同时指导学生排演历史剧再现中国邮政历史，制作竹木简封泥探究古代官函保密措施，鉴赏邮驿诗词，绘画展现古代邮政情景，考察近代海外邮递业务扩展等。
朱广簪说，从教室到博物馆，从描述历史到感受历史，这种探索实现了从单一的研究性学习发展到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学科延伸与综合实验的研究性学习。
●抓好“高技能人才培养链”
“在全球金融海啸最为严重的2009年，我有幸考察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的职业教育，发现这3个国家有个共同点：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小的就业人群，是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的实用型高技能人才。”云南省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夏昌祥说。
“全球金融海啸，意大利国债增加、通货膨胀、就业率停滞，拥有十几万在校生的罗马大学亦出现了‘高智商的失业者’。该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紧急政策应对空前的困扰，其中对职业教育及其培训的投资，非但没有缩减而且不断增加。”
夏昌祥说，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异军突起，已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高职院校数量占总量的64%，在校生占总量近50%。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上重科学轻技术、重知识轻技能等陈旧观念的影响以及轻视高职高专学生的不公正礼遇，有可能给这个群体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倘若他们带“病”上岗，又会成为一种社会隐患。关于这一点，尚未引起社会足够重视。
夏昌祥说，截至目前，昆明冶专已连续6年实现就业率超过92%，为云南省培养并输送了4万多名高技能人才，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3000多人，由此学校荣获“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夏昌祥说，昆明冶专注重抓好“高技能人才培养链”，从8个方面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夯实一个基础：优化环境；贯穿一条主线：产学结合；突出一个重点：强化师资；围绕一个中心：规范教学；注重一个根本：内涵教育；落实一个导向：促进就业；实现一个目标：特色办学；实践一个宗旨：服务社会。该校还坚持将“育人为本”作为“一把手工程”，推动实施“校长心系学生计划”，譬如“开学寄语”、“培训感言”、“表彰祝词”、“直接解惑”，以及在毕业典礼上“临别赠言”。
●“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
“仅仅传承知识、培养专门人才，这是工业经济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特征。即使是在工业经济时代，许多有识之士即已开始呼吁摆脱知识传承式教育和以专门训练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模式。爱因斯坦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认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年轻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德国哲学家、教育家雅思贝尔斯强调：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换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知识和认识的堆集。”胡显章说。
历史上，清华大学曾为国家培养众多杰出人才，近些年培养杰出人才势头减缓。针对这个问题，学校着力做好包括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素质教育在内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设置和课程建设，并通盘规划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在整体教育教学过程中努力实现文化整合，实施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素质教育。多年来，学校反复强调育人是教师的第一责任，就业引导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环节；并从学生入学第一天起就开始进行价值观与择业观教育与引导，力争将其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像大师那样思考”
“迄今人类思想史上有4个时代，在历经神的时代、先知的时代和英雄的时代之后，如今已进入共同探索的时代。”中国科协常委、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主任张开逊认为，这样一个时代需要大师，而在全社会倡导“像大师那样思考”更重要。
张开逊说，大师有3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执著追寻本源问题答案，而他们的创造性源于深刻的思索；第二，对人类活动作“云中观”，探索并发现不同领域乃至相距甚远事物间的高度关联；第三，真诚地关爱人类，研究人类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张开逊说，教育的责任是培育人们具有大师那样的思维能力。我们的教育若以大师的标准塑造人，大师就会在充满生机的人类活动中自然涌现。
1999年6月27日至7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20世纪第二次世界科学大会，本次大会主题为“21世纪的科学——新的承诺”。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张开逊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回忆说：这次大会并非通报、交流科学技术最新进展，而是呼吁全世界科学家和决策者思考在21世纪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张开逊说：“这次大会有关人类处境与未来的许多话题令人震撼。学者们忧虑，一日千里的科技发展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问题：这种繁荣究竟能维持多久？如果没有可替代化石燃料的新技术，在不太长的时间之后，人类就有可能面临新贫困；许多学科各自形成孤立的价值观，偏离了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譬如，研究汽车的专家不遗余力追求速度与舒适，然而很少思考人类到底需要多高的速度、什么程度的舒适，更少去思考为了这种速度与舒适，人类需付出多大代价。这可能是人类自身的另一种灾难。”
张开逊说，当今社会十分缺乏有关人类未来的科学理性与人文设计，只有蕴含人文情怀与哲学智慧的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关爱人类、理解未来的人。
张开逊认为，当今，我国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已走向两个极端：大学过细的专业学科分类淡化了人文，而小学漠视了科学，高中则强行拆分文理，使学生知识残缺。
“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思考或质疑小学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张开逊指出，语文训练表达与交流能力，数学训练逻辑思维与计算能力，它们固然重要，然而仅仅是工具；人类知识的本体，应是关于物质与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与人生观。他说，小学决不能让科学缺位，应由科学、语文、数学三者共同支撑人生的知识大厦，科学应成为小学的主课，小学升初中一定要考科学。
张开逊提出，高中是人们获取基础知识的重要阶段，文理分科强行制造学生知识残缺——选择文科的学生将失去重要的自然科学知识，终身缺乏对真实物质世界的理解；选择理科的学生会失去文、史、哲的熏陶，缺乏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其未来人生将因缺乏人文滋养而变得苍白。
媒体的责任观价值观表达观
科学时报社社长、总编辑刘洪海在“中国教育的人文思考”研讨会上，就媒体的责任观、价值观和表达观发表见解。
在阐述媒体的责任观时，刘洪海表示，通过媒体传播，将学界关于“中国教育的人文思考”变成全社会的思考，这是媒体特别是科学媒体的光荣责任。
关于媒体的价值观，刘洪海强调，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童真世界原本充满幻想，孩子们应自由、自在、自然成长，然而我们的教育使他们从学龄前起就不自由、不自在、不自然。由此，媒体特别需要传播理性与人文价值观，譬如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享受生活的自由人。
谈到媒体的表达观，刘洪海说，媒体的有些表达为何受众不赞成？虽然话题没错，然而有的记者采写的是没有新闻的“新闻”；道理不错，然而动辄套话，人们不爱听。现在媒体整体都需审视表达观及其文风问题。
《科学时报》 (2010-6-29 A3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