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的2.5%，到2002年的5.5%，再到2008年的9.7%，中国的糖尿病患病率实现了“华丽的三级跳”
如果不是三年前一次外科小手术之前附带的检查，李永强根本不知道自己成了糖友（糖尿病患者俗称）。40岁出头的他生活在中国湖北省一个乡村，不像城市职工那样每年都去体检。
出院时，医生嘱咐李永强按时服用降低血糖的药物，戒烟戒酒，多吃蔬菜，稍微减一下饭量。但他觉得，用牺牲生活方式的代价来换取“达标血糖”太不划算，常常用“一吃药就头晕”的理由来拒绝服药。他还害怕自己成为“药罐子”，一吃药就停不下来。
最新的调查显示，在中国成年人中，像李永强这样的糖尿病患者高达九千多万。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糖尿病第一大国。
糖尿病大爆发
2010年3月底，由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杨文英牵头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课题组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一篇论文，公开披露了中国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在2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9.7%，或者说9240万糖尿病患者，接近1亿人；还有15.5%，或者说1.48亿人属于糖尿病“后备军”——糖尿病前期。
换句话说，每四个中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患上糖尿病或处于糖尿病前期。
该项（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流行病学）调查由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发起，在2007年至2008年进行，覆盖全国14个省市，入选的志愿者年龄均在20岁以上，共有54240人，其中47325人最终完成了调查。
在这个基础上，课题组推算出了全国范围的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的人数。
杨文英说，调查选择的样本，考虑了地理位置、GDP水平、各个年龄层次等因素，基本代表全国的各种情况。
此项调查还显示，糖尿病已经开始在20岁至39岁的中国年轻人中流行，这一年龄段的患病率占到3.2%，而糖尿病前期人数更是达到了触目惊心的9.0%。
被遗漏的70%
而2002年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的糖尿病患者占25~64岁年龄段人口的5.5%。那时，中国是位于印度之后的糖尿病第二大国。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中国的糖尿病患病率为何以一种“大爆发”的方式增长？
当然，这与两次调查采取的方法不同有关。
在2002年对于年龄为35~74岁的人群调查中，并没有采用口服葡萄糖耐受的检测方法，仅仅是测试了受试者的空腹血糖。
在美国，通常采用空腹血糖数值来统计糖尿病的患病率，但这并不代表此法适用于亚洲人种，即使这种方法比较简便。
“如果按照空腹血糖的调查方法，中国糖尿病前期的病人被遗漏了大概70%，”杨文英解释说：“中国的糖尿病的高血糖类型与西方不同，无论是糖尿病前期，还是新诊断的糖尿病，单纯的负荷后（比如餐后）高血糖的比例高达近50%，如果不做口服葡萄糖耐受试验（OGTT），会让很多潜在的糖尿病人或者糖尿病前期病人被遗漏。”
1994年的调查采用了葡萄糖耐受的检测方法，但那一次的统计是用的两步法，即先将空腹血糖高于一定值的调查对象挑出来，接着再进行口服葡萄糖耐受的血糖检测，所以漏掉了很多糖尿病前期的病人。
最新的这次调查，采用了对于亚洲人来说可信度更高的一步法的OGTT筛查：即使空腹血糖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血糖标准，所有受试者仍然进行葡萄糖耐受的检测。一步法的OGTT，能够最大限度地筛查出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患者。
对于此次调查的结果，国内外同行都给予了肯定。之前糖尿病发病人口居世界首位的印度，也开始考虑用这种方法来对其国内的糖尿病发病率进行重新统计。
可怕的“甜蜜”负担
从1994年的2.5%，到2002年的5.5%，再到2008年的9.7%，中国的糖尿病患病率实现了“华丽的三级跳”。
即使扣除历次调查方法不同造成的差别，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仍然在急剧增加。
这与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有很大关系。中国居民的生活已经向着高脂肪、高蛋白的方向发展，而这些都是糖尿病等慢性病流行的温床。
此外，杨文英表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也是糖尿病发病率升高的一个因素。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人群中，糖尿病发病率超过20%。
如今，中国的糖尿病发病率已经与经济发达的美国相当。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的纪立农表示，中国大城市糖尿病的发病率已经达到9%~10%，而美国大概为7%。
不仅如此，农村的糖尿病患者也在迅速增长，有4310万，或者说接近一半的糖尿病患者来自农村。
农村还“潜伏”着8350万处于糖尿病前期的“后备军”，占到全国的近六成。而这些人大部分不会有明显不适的感觉，也很难主动改变生活方式或者适时就医，病情就在“静默”中渐渐蚕食着人们的健康。
“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农村发病率正在向城市看齐。”杨文英进一步指出，“在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农村，糖尿病有更大的威胁性。人们对于糖尿病的认识普遍不足，生活条件改善，体力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被机械化替代以后，糖尿病高发将成为必然趋势。”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糖尿病的控制情况和美国差别不大，但是在中等城市和农村就很难说了。”杨文英说：“生活方式、服药的依从性都很难控制。”
纪立农则认为，中国的糖尿病控制情况普遍不好，原因之一在于很多临床医生自身的水平。“很多医生不重视糖化血红蛋白的指标控制，这对于糖尿病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仅仅是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的监测还不够。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才能更加准确真实地反映患者的治疗效果。”
可这也不是容易解决的事情。也有医生表示，一次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大概需要70元人民币，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可以够一个月的药钱。患者不愿意，医生也不能勉强。
但是如果不加强对糖尿病的预防控制，中国将背上更加沉重的负担。在很多情况下，糖尿病不仅仅是血糖偏高这么简单，多数糖尿病患者也存在血脂异常。“糖尿病实际上是一种代谢疾病，糖代谢出了问题，脂质代谢也很难正常。”杨文英表示，糖尿病的发展会危害人的心脑血管和肾脏，造成严重的后果。
路在何方？
从经济效益来说，预防肯定比治疗控制要更省钱。但是怎样预防，怎样让人们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没有简单的答案。
宣传糖尿病的危害不是每一年的糖尿病日就能完成的。如果想要在社区尤其是农村等地区达到比较好的宣传和防控，则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建立全国的监控网络更是所需不菲。
此次调查的一个发现，尤其令人忧虑：中国成年人中有九千多万糖尿病患者，但六成以上的人未被诊断，并不知道自己的患病情况。因此，如何开展经济和适宜的糖尿病筛查，是中国今后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目前，二甲双胍、动物源胰岛素、格列本脲和格列吡嗪等药物被列为国家治疗糖尿病的基本药物。这些在中国临床普遍使用的降糖药物，价格比较低廉，降糖效果也确切，但并不是没有缺点。
“传统药物可能会导致患者的体重增加、低血糖、心衰等副作用，随着病情的进展往往需要联合用药，也可能引起更多的问题。”纪立农说，“而且传统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胰岛素是机械降糖，甚至可以把血糖降为零。即使现在有流行的胰岛素泵，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即使持续用药，目前也没有一种药物能够保持胰岛?茁细胞的功能保持稳定。杨文英解释说，如果人的?茁细胞的功能能维持在50%，不继续下降，那也是理想的，但现在没有哪种药物可以做到这一点。药物能够做的只是延缓这一过程的发生，终究不能逃过继续降低的厄运，“如果哪种药物能够使?茁细胞的功能恢复，临床上治愈糖尿病的梦想就容易实现得多了”。
在国际上，制药业巨头诺和诺德、葛兰素史克等均未放慢糖尿病药物研发的脚步。中国糖尿病市场的前景预期，甚至让诺和诺德在中国建立了新的糖尿病研发中心。
糖尿病药物的研发，也被中国政府列入了新药创制的重大科技专项。但国内的药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新药研发的竞争中，因为这是个费钱和费时间的“麻烦事”。一种新药从基础研发到临床使用大概要经历10~12年时间，耗资8亿~12亿美元。对中国的药企来说，“短、平、快”似乎才是王道。
在纪立农看来，国家的投资应该用在疫苗和艾滋病等领域，像糖尿病药物这样的研究领域，中国的药企应该努力投入，何况中国不少药企也“不差钱”。而中国的政府投入几百亿用在重大新药创制方面，涉及上千个项目，这实际上“有违药物研发的市场规律”。
但仅仅是企业的自律，在中国当下似乎并不容易。“中国的医药企业比国外发达的制药公司至少有50年的差距。”纪立农这样表示。
中国医药法规的缺失，成为阻碍中国医药创新的一大障碍。
谈到中国的大部分药企有没有进行糖尿病新药研发时，纪立农和杨文英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应该只是仿制药，并没有真正的原创性新药。”
附：糖尿病的危害
糖尿病已经成为世界上继肿瘤、心脑血管病之后第三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糖尿病的危害性在于长期控制不佳的糖尿病会并发各种急、慢性并发症。由于糖尿病病程冗长，所以常可危害人体各器官，致使心、脑、肾、神经、眼睛等多脏器损害。因糖尿病引起失明者比一般人多10～25倍，目前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已成为四大主要致盲疾病之一；糖尿病性坏疽和截肢者比一般人多20倍；糖尿病较非糖尿病者心血管系发病率与病死率高2～3倍；糖尿病导致肾功能衰竭比肾病多17倍。血管病变（包括冠心病、脑血管病及肾病），感染性疾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非酮症昏迷、全身衰竭及尿毒症是糖尿病致死的几个主要原因。
